“诺奖”颁给鲍勃·迪伦是退步
10月18日，奥地利作家、先锋戏剧家彼得·汉德克来到乌镇戏剧节，与孟京辉、史航一起聊其作品《骂观众》背后的故事。这位脚上穿着已有“36岁”英国皮鞋的老人，风趣中不失深刻。当谈到鲍勃·迪伦获“诺奖”时，他觉得这是退步的行为，文学应该把阅读放在第一位，“这也反映出，现在大家对阅读越来越不太重视”。
孟京辉见偶像先聊天气
2013年上海书展期间，彼得·汉德克原本要到中国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却因突发心脏病取消行程。孟京辉、毛尖、孙孟晋几个人曾在上海思南公馆里一起聊汉德克的《骂观众》。孟京辉直言，当时他排《我爱XXX》有些段落就是借鉴《骂观众》，甚至一些句子是直接照搬过来的。聊到兴起时，孟京辉还为“偶像”鸣不平，他觉得如果哈罗德·品特可以获得诺奖，那么也应该给汉德克一个。
这次，汉德克借九卷本中文版文集出版的机会首度来到中国，先后造访上海、乌镇、北京。当出版方世纪文景找到孟京辉参加活动时，孟京辉当即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当天的“小镇对话”在乌镇的西栅书场进行，孟京辉透露，他看到汉德克时先聊起了天气，“我说，今天乌镇的天气不错，事实上却不怎么好，我就是没话找话。”
汉德克今年74岁，银灰色头发，面部有些消瘦但轮廓分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都被看作一个叛逆的“先锋派”。早前几年，汉德克的一些行为和言语，常常会成为欧洲媒体的焦点。对话开始后，汉德克指着自己的鞋子说，“它已经36岁了，是个伦敦的老牌子”，现场翻译把那双鞋子说成了63岁，引来现场观众笑声，令现场氛围一下轻松起来。
写《骂观众》受女友影响
在中国，汉德克最知名的作品是《骂观众》。他在格拉茨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之后退学专心创作。24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大黄蜂》，同年发表了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这部作品集，由《自我控诉》《骂观众》《卡斯帕》三个作品组成，对于传统戏剧界是很大的冲击，尤其在《骂观众》中，演员站在舞台上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让他成为了戏剧界“颠覆”的代表。
聊到当时为何写《骂观众》时，汉德克沉思了一会儿，这对他来说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走上戏剧创作道路，一个直接原因是当时的女朋友是一位演员，因此他“不得不进剧场、看戏、看剧本”。那时他还是个“披头士迷”，他说：“其实不太愿意进剧场，我更愿意做一个读者而不是观众。不过，当时我被迫常去剧场，所以就有了一个想法：对剧场表现的幻象做一个游戏性的创作。”
汉德克总结道，《骂观众》最终能够问世有三个因素：“第一是剧场带给我的奇幻感觉，第二是出版商在背后有驱使，第三是我对披头士乐队的热爱。《骂观众》是在这三者影响下诞生的。虽然名字叫《骂观众》，但它和辱骂没有关系。更多是对观众和演员的分析，而且是用一种声音的方式。在此之后，我成为了一个剧作家，可以理解称我原本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剧作家。”
自称是百分百业余作家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是戏剧家，还是诗人？汉德克说：“我确实是一个散文作家，同时我也很幸运能够创作戏剧。我之前讲过一句话，我是一个带着戏剧倾向的诗意散文作家，这就是我的天性。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戏剧家，也不是一个诗人，而是带着一个抒情化诗意的散文作家。在这方面，我的一个榜样就是歌德，他就是一个具有诗意的散文作家，而不是一个带有散文性的诗人。”
汉德克有点自谦地说：“很遗憾，歌德在作为抒情诗人、戏剧家、散文作家方面，他都有点业余。而在这三个方面，我也是业余的。我住在巴黎，几天前，我在巴黎街头看见一个人穿了件T恤衫，上面写的是‘百分之百专业’。所以，我希望我也做一件T恤衫，上面写着‘百分之百业余’，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业余者。”
汉德克的自谦中带着一股戏谑和自信，这一点，同样“先锋派”的孟京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乌镇戏剧的开幕式上，孟京辉就曾“谦虚”地提出了一个口号：“谦虚谦虚，全国第一；一般一般，世界第三。”不过，对于偶像他还是很谦和，访谈结束后，孟京辉拿起了汉德克的外套帮他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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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汉德克和他的作品
1942年，彼得·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的经历以及青年时期在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他是当代德语文学重要作家，被称为“活着的经典”。1973年获毕希纳文学奖，2009年获卡夫卡文学奖。
这次世纪文景推出的九卷本作品集从2013年开始出版，先后出版了《骂观众》《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去往第九王国》《无欲的悲歌》《缓慢的归乡》《左撇子女人》《形同陌路的时刻》。直到今年10月，《痛苦的中国人》《试论疲倦》推出中文版，这套九卷本的作品集才算全部完成。
最近出版的《痛苦的中国人》收录了汉德克的四部作品，包括小说《痛苦的中国人》和三篇游记，即《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和《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
而《试论疲倦》则收录了汉德克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13年创作的5篇独具风格的叙事作品，包括《试论疲倦》(1989年)、《试论点唱机》(1990年)、《试论成功的日子》(1991年)、《试论寂静之地》(2012年)和《试论蘑菇痴儿》(2013年)。
□对话
大家对阅读不太重视
京华时报：诺贝尔文学奖好像很久没有颁发给戏剧家了，您怎么看诺奖评委们的审美，包括今年颁奖给鲍勃·迪伦的做法？
汉德克：这么深奥的问题，或许更适合在夜里12点喝点红酒的时候谈论。目前来说，现在人们确实是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比较重要的一个奖项。在我的记忆里，上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家并不是特别久远，比如达里奥·福。另外，尤金·奥尼尔也算，他是纯戏剧家获奖，所以很遗憾，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什么叫“诺贝尔文学奖”呢？现在诺贝尔文学奖依然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我觉得很遗憾的一点是在评奖或者选择获奖者的时候，并没有把阅读放在第一位，而文学应该把阅读放在第一位。我是一个写作者，写作者在写作状态是最幸福的。在我看来，诺贝尔奖仅考虑书、文学，或者是写作本身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而是会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这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一个特征，这并不是一个进步。文学其实就是阅读，现在大家对阅读越来越不太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京华时报：这次作品集中有本书叫《痛苦的中国人》，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样一本书？
汉德克：当时我是住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那里有一个中餐馆，名字叫做“幸运的中国人”。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为什么不能讲一个关于痛苦的故事呢？当时那里还住着一个德国比较著名的诗人，已经生命垂危。我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去看望他，那时他还能站起来，走到门口和我道别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神就特别痛苦，所以我就联想成这是一个“痛苦的中国人”。
我等于是把一个中餐馆的名字和我对奥地利的一种反抗结合起来。当时奥地利还在与没有消除的纳粹残余做斗争，主人公也因此而痛苦，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取名为“痛苦的中国人”。不过，当时我的出版商跟我说，你不要取这么消极的一个题目，人们不太愿意在题目中看到“痛苦”这样的词汇，这会让人觉得有挫败感。没错，我感觉他说得也有道理，但我还是用了。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