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伟明
或许真应了一句文字:人生在每个人是一幅画,瞬间落下的笔,覆水一样难收。每个人,无论是善是恶,常常要等走到人生的尽头时,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好坏是五五开,还是三七开,都随着价值观的演变,在后人的评语里变得自相矛盾起来,五十年后的评价或是一个罪人,一百年后的评价却往往又变成了一个英雄,这便是一个历史人物注定要经历的尴尬。当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腐化被揭露,卖国贼李鸿章的洋务实业功绩被重新圈点,已被概念化的历史人物,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丰盈,不断被还原,直到在后人眼里出现一个真实面目。
我们都活在历史里,我们也都是凡人。当我们呱呱落地的时节,伟人的手已经挥过苍凉的时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曾经说有三个伟人改变了现代中国,他们依次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在二十一世纪,重新回头掂量二十世纪的时候,会感觉到伟人虽已不在,但只要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影子出现。伟人的身影早已漫出历史之外。
我想,如果在这个世纪不及时回首的话,再过一个世纪,毛泽东会变成一个神话。后人会不相信一个凡人能有如此纵横捭阖的力量,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让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中国乾坤倒转,沧海桑田。而且,他传奇的生涯、奇崛的书法、瑰丽的诗词,使他的名字早已超越历史学家所界定的年代。
如果把毛泽东还原成一个凡人,我们首先学到的是什么品质?一百年前,青年毛泽东和今天的我们有无区别?1910年至1918年,毛泽东游学长沙,面对军阀战乱和列强环饲的时局,生出以救国为己任的志向。青年毛泽东所立大志,是圣人之志。对如何救国,他认为: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他还说:中国“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自此他立志于自己,去探求大本大源。23岁时,毛泽东在给老师的书信中说:“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下足了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因为志向高远,青年毛泽东总是担心自己不能充栋梁之任,在校从早至晚,读书不休。甚至,他要把中国经史子集77种全部读完,77种达数千册之多,中国学者能通读之人极为少见。但毛泽东说,只有“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才能“根实茂盛”。对中国文化精髓的精研,使毛泽东终生受益,他用最缜密的历史眼光、最朴素的语言,诠释出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而且,中国文化所隐含的开放特质使他的思想收放自如,他吸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效成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成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
青年时代中国文化典籍的滋养最终改变了毛泽东,他对中国经典灵活适用的水平远远超出照搬书本的同僚之上。从一介书生的身份过渡到游击战指挥官,又是如此自然,每一个战役,又是如此酣畅淋漓,星星之火,已然燎原。蒋介石赢得了中原大战,却奈何不了小小的井冈山。后人曾妄言毛、蒋二人面相隐藏有降伏之兆,我认为是无稽之谈。蒋介石能做名义上的中国最高领袖,靠的多是权术,他的军事才能是教条式的,并不高明,后来红军被迫长征,也正是因为被一批教条主义者攫取了最高权力,两边都进行教条式的攻防,自然弱者首先失败。
《毛泽东传》里引用了一段话:“毛泽东的黄金时代正好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前夕这二十多年”。大概史学界也公认这一点:从不惑之年到花甲之年,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巅峰状态。遵义会议成就了毛泽东,自此中国的命运,已经握在了他的手上。乌蒙磅礴走泥丸,原驰蜡象,毛泽东像一个巨人在俯视中国,才华洋溢地与敌人对弈,气吞万里如虎。他征服了雪山,征服了草地,征服了黄土高原,挥手之间,举重若轻,江山变色。
30年来 人们对毛泽东评价的三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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