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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邓小平 华国锋斗争的政治艺术 ﹣
两报一刊泄国家机密 华国锋不睬邓小平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
随后,中央制定了83号文件。爷爷看到后,对前来探望他的高玉良说:“中央的83号文件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该文件下达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评。之后,万里副总理到山西视察,认为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问题了。舆论界的评价于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爷爷的从政生涯终于画上了清晰的句号。
爷爷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他专程回了趟大寨接妻儿进京。离开大寨那天,他一早起来,去看山、看地、看果树、看庄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步一回头。
他一个人到赵大和、赵小和与石贵林“三烈士”的坟前站了好一会儿。随后又找到贾进才,两人走上松树坡坐下正说着话,突然,爷爷起身走到贾进才身后,与他坐在一起,背靠着背,而且靠得很紧,问:“进才,你估估这是什么意思?”贾进才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爷爷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还跟贾进才作了个生死约定:“我要是死在你前面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我给你送个花圈。”贾进才说:“我比你年龄大,肯定是我死在前面了嘛!”话音没落,两人已是老泪纵横了。谁也没想到,6年后,爷爷走了,走在贾进才的前面,这“背靠背”的意思也像谜团一样被他带走了。
该去北京了,爷爷坐在吉普车里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舍不得走。望着含泪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泪不断线地流。
对于在京的住房问题,中央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护,明确表态一切待遇不变。爷爷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自己不是副总理了,就应当搬出副总理级别的住房,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国管局的同志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建议他还是住在老地方,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他仍不同意。最后,国管局只好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号楼定居。搬家的时候,国管局说可以把在交道口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可他说够用就行,只带了床、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等日常用品,其余都留在了原来的住处。
自尊、自立、自廉、自爱是爷爷一生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打“庄稼拳”的健康老人
人生如四季:春发,夏繁,秋耕,冬凋。许多杰出人物同样摆脱不了“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的命运,爷爷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晚年的他是平实的,是随意的,是快乐的。
晚年的他开始适应城市人的习惯,开始注意调剂和安排日常生活。在家时他喜欢伏在书桌上看会儿书报,看累了就起身去阳台照料一下他心爱的花,一会儿抚摸着他种的玉米,嘴里唠叨着:“你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一会儿又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回忆往事。
爷爷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和奶奶一起先为读书的小儿子和孙子做好早饭,细心地放在热水锅里保温,等孩子们睡醒后吃。然后从12层步行下楼梯,走到三里河的林阴小道,再到钓鱼台附近河边散步。他精神矍铄,心胸开阔,边走边甩着手臂。熟人见了他和他打招呼:“健康老人来了!”看到别人打太极拳,不免有几分好奇,也想比划着学几下。他比划了几下觉得不好打,于是就举起双手,叉开双腿,摆起了刨地的架式,自己创造了一套招式,取名“庄稼拳”,还自豪地说:“还是我这庄稼拳好打。”
有时他也会走到小吃铺,吃根油条喝点豆浆。早饭后,他会提着竹篮子去早市上买菜。有时也会和卖高价货的人争执一番。一位小贩正在卖沙锅,他为买主帮腔,满脸不高兴地对那小贩说:“这沙锅比我们那儿的差远了,还卖这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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