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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一代人杰: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对比(1)

2010-12-29 11:32:49 网络资料 【

同为一代人杰: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对比

    首先从学历上对比,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却没有上过一天军校,他的军事知识和采用的战略战术都是从书本上自学而来的,属于无事自通的那种,他没有上过军校接受过正规的军事培训,所以也就没有那种一成不变、墨守成规战术敝病的束缚,他军事指挥艺术更多是来源于实践中、来源于生活中、更来源于血与火残酷的现实环境中。

        蒋介石19岁还未满就怀着“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愿望,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留学,接受了正规的现代化陆军军事培训,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科班出身。由于当时学得是炮兵专业并且在日本交田野炮第十三联队实习过,对于火炮和火炮在战斗中如何运用还是颇有心得的。

        其二两人的建军原则对比,毛泽东是中国G·C·D里面最早认识到军队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的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最早提出的,要建立一支属于中国G·C·D的军队也是毛泽东最先提出并实现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余部前往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途中,到达一个叫三湾的地方,在那里首先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句话,这就是军史上有名的“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党的领袖对党的军队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也为中央红军初期发展壮大和中央红军后期失败以致于进行长征埋下了伏笔。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中央面临国内军阀割据、国外势力又妄图阻止中国革命的复杂局势,决定创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而蒋介石自担任第一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想起以前国民党苦无自己军队而被各地军阀踢来踢去的情形,才开始下定决心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新型军队,初衷也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础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党军。而蒋介石在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也充分利用了这支党军为他捞足了政治资本,从而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完成了从军队领袖到党的领袖再到国家的领袖的原始积累。

        其三两人的战斗生涯对比,毛泽东作为党代表发动了秋收起义和在红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作为战术指挥员亲自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同朱德一道结合当时复杂多变的军事斗争形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军事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术。

        等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全面发展壮大以后,毛泽东就很少再和战斗部队一起行军打仗,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决策指挥者在后台进行指挥,只是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生死存亡的关头才又作为一个战术指挥者,率红军四渡赤水一举挽回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势,将自己的那套游击战术功效发挥到极致。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毛泽东基本就不亲自组织实施战术级的战斗行动了。平心而论蒋介石的单兵军事素质要大大强于毛泽东,在担任援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第二军前敌总指挥、第二军总参谋长期间,在军事上有一系列不寻常的建树,并且在陈炯明叛乱保护国父孙中山的永丰舰上作为炮兵出身的蒋介石亲自指挥军舰上的大炮对广州城里的叛军进行炮击,

        后又率黄埔学生军对广东军阀进行几次东征,都能亲自参与指挥部队行军打仗,若不是陈赓大将奋勇施救,老蒋在东征期间就自杀身亡了,从这个侧面也看得出蒋介石作为军队的总指挥也能作到身先事卒的表率。自两次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基本就不参与战斗的指挥,而专注于国家和党内的纷争。

        其四两人的战略思想对比,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从初期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争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到中期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解放战争的“痛打落水狗”,到建国后抗美援朝初期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抗美援朝后期的“零敲牛皮糖”,还有六十年代为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事后证明这些战略路线都是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毛泽东伟大就伟大在他从不生搬硬套,他是从苏共的武装斗争史中看到了中国G·C·D要想夺取政权就必须走武装斗争这条路,是依照苏联模式依靠工人阶级攻占城市而后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政权,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是农民的这一特殊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以工农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结果获得成功。

        同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在战略方面相差甚多,北伐和建立黄埔学生军初期,蒋介石还能按照国父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战略方针行事,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还是撕下了同情工农革命的伪善嘴脸,并利用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的革命妥协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并提出了“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共口号,顺利地窃取了北伐以来的胜利果实。

        经过一、二次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开始置倭寇妄图亡我中国的决心而不顾,把主要精力放到围剿我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经历四次围剿失败后,终于趁中国G·C·D权力交接之际(李德成为我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中),攻占中央革命根据地,并迫使中央红军进行了行程为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进。在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和倭寇策划华北事变之时,还置国家百姓即将亡国亡种于不顾,念念不忘“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战略,想一举致红军于死地。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勉强答应与中国G·C·D联合抗日,在庐山发表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的抗日宣言。在蒋介石的整个军事生涯中他的战略方针乏陈可举,战术家的成份多于战略家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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