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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坐直升飞机爬上权力顶峰的悲剧(图)(1)

2010-12-30 11:31:45 中共党史出版社 【

王洪文坐直升飞机爬上权力顶峰的悲剧(图)

    王洪文

    时势造就了像王洪文这样的“英雄”。他摇身一变成了“总司令”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会上,在主席台中央毛泽东座席的一侧坐着周恩来,另一侧竟坐着一个有些面生的年轻人。他正襟危坐,一脸平静地望着台下,似乎踌躇满志的样子。但是人们仍能看得出:小伙子有些紧张。接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方言宣布大会开始。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之后,那个不知担任什么职务的年轻人也拿起讲话稿,慢条斯理地念起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人们于是猜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可能来头不小呢!果然,预料被证实了。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后,会议发出公报: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

    人们迅速搜寻记忆中的高层领导人政治档案。这个王洪文是谁?怎么升得这么快?

    1956年,21岁的王洪文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政治发迹史的起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王洪文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了:他具有极强的参与政治的欲望。从军队复员以后,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和党员这两项条件,在国棉十七厂混个不错的工作,最起码也得是坐办公室。入厂那天,他穿着一身军官服,拿着介绍信,兴冲冲地找到厂党委办公室。他根本没想到,厂里竟决定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他气坏了,对厂党委非常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只好脱下自己还没穿几天的军官服,穿上一件蓝色工作服,整天与满是油泥的机器打交道。1960年,厂党委决定调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岛。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工厂由于缺乏原料不能开工,于是厂里决定派一批人到崇明岛去开垦农田,支援农业生产。这次本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却再次引起了王洪文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厂党委是整他。他整天吊儿郎当,不事稼穑,却在岛上打鸟、钓鱼、捉蟹,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又回到上海。1964年,他被调到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当保卫员。

    在这一时期,王洪文对于厂党委、对于现存政治体制已经强烈不满。他对于政治有着过度的野心和欲望。虽然现在他已当上了保卫员,坐进了办公室,但是如果一切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他王洪文只能从科员,慢慢往科长、处长爬,一辈子最多也就混个局长。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阻止了他再往上爬的道路。再加上厂党委对他的几次工作安排,更加深了他对厂党委,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他开始寻找发泄私愤的机会,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王洪文不再是现在的王洪文,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上海滩的流氓,一个歪戴帽、斜叼烟走在大街上的痞子,但绝不会像他后来表现的那样丧心病狂,张牙舞爪,直至被时代的飓风挟持到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混乱和疯狂迅速波及全国。5月25日,北京大学的造反派聂元梓率先在校园内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这份大字报在6月1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着,《人民日报》也全文刊登了这份大字报。王洪文敏感地意识到反抗的机会到了,于是在6月12日,他纠集其他六个人,贴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委。大字报分为三个部分: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在大字报上方,还贴着三条醒目的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6月18日,王洪文等人又贴出了《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的贴出,在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强烈反响,厂子里的工人都议论纷纷,生产受到影响。而王洪文则在这些事件中“声誉鹊起”,成了厂子里的“风云人物”。大字报惊动了上海市委,于是派来了工作队,整顿秩序。王洪文凭直觉预感到工作队于己不利,于是掉转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贴出《市委工作队滚回去!》的大字报,使工作队的行动步履维艰。

    不久,王洪文的目光开始从党委、工作队转到厂外,投向上海市委。11月6日,上海的各个“工人造反派”头头纠集在一起,召开了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在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于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所以被推为“工总司”的“司令”。成立伊始,王洪文就迫不及待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上海市委。他们印制、张贴了许多海报,大造舆论声势。海报上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高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接着,王洪文又派人到上海市委,向市长曹荻秋(上海市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病休)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但是上海市委没有接受这三项条件。他们开会一致同意曹荻秋提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对策。市委还要求“全市各工厂的工人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参加工总司”的活动。王洪文对上海市委的不肯就范非常恼火,但是他一时之间又毫无办法。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之后,王洪文决定,率领造反派到北京去告状。他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就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11月10日黎明,天上飘着细雨,在大街上,出现了年轻的“造反派”,他们成群结队地往上海火车站涌去。在车站,王洪文他们乘坐的是一列驶往郑州的火车,原定于晚上23点开车。经过王洪文交涉,这次列车改为69次特快,于早上7时就启动了。列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向前奔驶,王洪文和造反派们的心里不禁窃喜。这时,上海市委紧急决定,通知已经开出的两辆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果然,“69次特快”通过南翔之后,速度忽然放慢,慢慢停在嘉定县境内的小站安亭。透过车窗,王洪文看到火车慢慢倒开,退入一条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随即锁上。火车停下的地方,除了一堆木材、一堆煤,是一片荒野,什么都没有。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境内!王洪文恼羞成怒,他感到自己上了上海市委的圈套。他跟部下商量之后,决定拦车北上。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决定拦14次特快,因为这趟车速度快,而且许多首长和外宾也经常乘坐。中午12时零2分,14次特快开过来了。王洪文急忙指使部下行动: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掉上衣,使劲甩打。火车上的司机莫名其妙,一个急刹车列车停了下来。王洪文带头跑上铁轨,挡住火车。一会儿,轨道上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王洪文找到列车长,要求把他们乘坐的火车挂在14次后面。列车长当即拒绝了,因为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他警告面前的年轻人:“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快!”

    “我们拦的就是你这14次特快!”王洪文咬牙切齿地说。

    14次特快进不得,退不得,只好停在那儿。这下,沪宁线的交通受到极大影响。当时的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但安亭一带恰恰是单线。这样14次列车等于卡住了沪宁线的咽喉。于是,一列列客车、货车无法运行,全国交通也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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