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1)
2007-11-02 08:20:17
学习时报
【
大 中 小】
查看评论 （一）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伤痛，不能不使与毛泽东同辈的领导人进行深刻反思，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会发动这样一场“无法无天”被称为“革命”的内乱。陈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0年11月，陈云两次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谈话，向他指出：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页）。
值得后人思考的是，当时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泽东外，为什么没有“都是彭德怀呢”？难道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吗？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彭德怀在庐山上书，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的情景。
彭德怀说：“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8页。）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说，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对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朱德、贺龙等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73页。）
对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上纲为“政治问题”。周恩来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检讨。对周恩来当时的心情，有研究者认为是周恩来“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熊华源、廖心文著：《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应该说，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以上三例，说明一点：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检讨的份。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的利益。
（二）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新弄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党？
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演讲中，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党“是矛盾的统一体”。他说：
“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因此我们党的结构不是混合物，不是几十万党员的简单的总合，不是没有一定的结构的，而是几十万党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是一个矛盾的结合，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党的领袖和党员，有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的这种组织结构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就是‘乌合之众’了。”
“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刘少奇：《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1941年11月。《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320-321页。）
| 首页 上页 | 1 | 2 | 3 | 4... 下页 尾页 共 4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