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能把失误都归咎于毛主席(图) 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悄然改变了历史进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新的中心课题”。他怕出修正主义，怕资本主义复辟，怕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一句话，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我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他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他想到了普列汉诺夫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列宁的反对者；他更亲眼看到赫鲁晓夫等人，在斯大林死后搞了修正主义。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他时不时地向别人（包括外国人）流露这样的心情：“我快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了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鉴于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本主义复辟。说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我明天73了，这关难过，要准备。马、恩没有料到他们创立的党，他们死后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对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把许多本来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也都说成“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毛泽东曾经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却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一些阴暗面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些都是产生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根源），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谈话，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他说：“62到65年的时间工作没有做好。过去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还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甚至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他认为，各级领导千部，谁好谁坏，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 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用群众性的方法来审查干部。他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乱。事实证明，这个方法不仅不能消除党内和社会上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反而引出更多更大的矛盾和问题，给了各种政治投机分子、野心分子以可乘之机，破坏了干群关系，对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 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只是解决刘少奇个人问题，对毛泽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而“文化大革命” 涉及的范围那么广，涉及的人那么多（包括党内党外），用个人权力之争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