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毛泽东和章士钊（左一）交谈
中国前外交官章含之在她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以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章士钊全集》两书中，收入了章士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写给当时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是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写给他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的回信。这两封信显示章士钊曾经居中调停中共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矛盾。章士钊在信中指文化大革命是“暴力”行为，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举动，他劝刘少奇向毛泽东负荆请罪，提出让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人一起出席安排好的会议，公开化干戈为玉帛，又表示相信毛泽东也会大人大量地接受和解。
章士钊与毛泽东是老乡，两人私交甚笃。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曾借给毛泽东数百块银元，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1949年，章士钊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在国共和谈破裂后留住北平。中共建政后，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章士钊在写给刘少奇的信中劝说道，不管外界是怎样猜测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应该以大局为重，互相和解，刘少奇应该向毛泽东负荆请罪：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毛泽东字润之——编者注）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予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己，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人卜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
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责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铃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崎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踞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豹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囊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止，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其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虽然现在还未见到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我们可以大体推知那封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规劝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负荆请罪，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以此团结一致，共同领导好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接到章士钊的信件后，在1967年3月10日的复信中只是说：“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他和刘少奇二人在“大局”上是同心的，但是由于“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难以明朗，所以章士钊在信中提出的解决办法只能“缓行”了。
在此之前，被红卫兵抄家以后，章士钊一怒之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不仅未加责怪，还将信批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利用这个批件，拟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从而保护了不少人。有人据此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士钊壮了胆，他才敢“得寸进尺”地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这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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