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0日上午，李家炽（右一）与沈粹缜看望病危的宋庆龄
1981年5月29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北京逝世。一瞬间20多年过去了，当年“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成员，如今唯有一人健在，他就是81岁高龄的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宋庆龄研究会顾问李家炽先生。他的回忆向世人披露了当年执行宋庆龄遗嘱的有关内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胡耀邦批示同意邓颖超起草的“办法”
李家炽先生在1985年离休前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负责处理宋庆龄寓所和孙中山故居的行政事务，深得宋庆龄的信任。
1981年5月中旬，宋庆龄病危，中央内部成立治丧工作小组，上海方面由李家炽参加。6月3日，宋庆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6月4日，李家炽随中央派的专机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在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安排处理好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后，又重返北京，继续参与处理宋庆龄的后事，住在北京饭店。据李家炽回忆，6月15日，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他，说下午3时要送一份急件给他。有关同志专程送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的一封急件。信封上写着“急送北京饭店中楼5051号房间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李家炽局长亲收”，落款是“中办高处571号”。他并不清楚信的内容，当他急切地拆开信封，内有高登榜的一封便函，内容是这样的：
家炽同志：
送上邓大姐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复印件)一份，请收阅。
又及：此件据述周同志说他未看过，请给他看一下，谢谢。15/6
敬礼!
高登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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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讲的“述周同志”，即宋庆龄秘书杜述周。
李家炽至今保存着高登榜的信和邓颖超关于《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报告的复印件。他回忆道，报告是由邓大姐在参加上海宋庆龄骨灰安葬仪式返京后起草的，看笔迹应是她的秘书赵炜同志誊抄后，于1981年6月10日报送胡耀邦批示。胡耀邦当天就批示“同意”。6月14日，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宋任穷也批示“我完全赞成”。
《办法》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据李家炽先生介绍，《办法》共有六点内容：
第一，《办法》明确由有关的同志组成临时小组。
第二，临时小组由“高登榜、汪付(副)局长、李付(副)局长、杜述周、沈粹缜、童小朋、廖承志、邓颖超八人组成，由高登榜同志召集会议”。
第三，小组任务是“只作原则的决定，具体处理，由北京、上海两地有关的机关及同志执行”。
第四，遗嘱中凡赠款赠物，除应交国家及拟展出的交由有关机关执行外，均照遗嘱执行，遗书只告接收的人员阅看原件有关部分。
第五，邓广殷(廖承志表兄邓文钊之子)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则保留，建议由中组部、统战部、文物机关议处后分别报中央和上海党、政领导机关批定。
李家炽先生解释说，当时报告中并无“八人小组”的称法，对其他7名成员，他都熟识，有过工作接触。其中汪志敏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沈粹缜是邹韬奋夫人、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童小朋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邓颖超是全国政协主席。在8人中，邓颖超的职位最高，但在名单排序时，邓颖超把自己放在最后，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李家炽在收阅报告后，及时把有关情况向上海的党、政领导作了汇报，市领导的意见非常明确：照中央决定办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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