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两次见到晚年毛泽东：一次是1972年7月24日，一次是1975年10月30日。两次见晚年毛泽东，都与中国和西德的外交事务有关，都听到了他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毛泽东那闪烁着伟人光辉的真知灼见，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一见毛泽东
第一次见晚年毛泽东，是我在担任新华社常驻西德波恩记者期间。
那时，我国同西德还没有建交，新华社与德意志新闻社在1958年交换了记者，所以新华分社是中国在西德唯一的机构。因而，新华分社成了观察西德形势与西德沟通意向的渠道。我在1969年12月到西德时，已是第三任记者了。当时，我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内外情况都很困难，“文革”的破坏达到了高潮，很多城市和地区处于混乱状态，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1969年3月发生了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西方一些人士和媒体纷纷幸灾乐祸地推测苏联将会改变在西方同美国争夺欧洲的战略，而要转向东方进攻中国。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西德也随之开始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据此， 我们根据国内的指示，对两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一个是同西德的关系问题。我们从多个方面引证西德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国家，而应改变过去的条条框框，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是苏联战略问题。我们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各个方面说明苏联不会改变战略，放弃同美国在欧洲的争夺，转而得不偿失地进攻中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分社给国内发了不少内部报告和公开消息。1972年上半年，外交部连续两次发来电报表扬分社，认为我们发回的材料对估计局势有参考价值。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我们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估计有可能是周总理甚至是毛主席看到了我们的材料，并且赞同我们的看法。不久后，我们听说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我们的一些材料都作了肯定的批示。
不久，我们根据国内的指示，安排西德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反对党基民盟副主席、前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施罗德于1972年7月访华两周。中国政府对西德第一位政治家访华很重视，周恩来等会见了施罗德。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施罗德会谈后，与他达成了内部谅解，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促进两国早日建交。我根据国内通知，在7月21日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鼓励我说：“你写的一些报告和报道，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情况摸透了。”周恩来要我尽早回到波恩去，了解施罗德访华回国后西德政府和各界的反映，并且根据情况准备进行建交谈判。
就在我准备回波恩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将于7月24日晚上10时，在中南海住所接见我。我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被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引进了书房。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电视新闻中所熟悉的地方，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大藤椅和茶几，椅子背后摆着好几只高大白色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只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毛泽东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藤椅上，正在同早已到达的周恩来和姬鹏飞、乔冠华、王海容谈话。他同我握手后，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我看到毛泽东比过去苍老了不少，也胖了一些，头发斑白稀疏，穿着一套白色绸衣裤。他1971年底生过一场重病，在尼克松访华时刚刚痊愈，现在已恢复很多。在他身边的小茶几上放着好几本刚看过还卷着的“参考资料”和书籍。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我，说我过去是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
接着，毛泽东纵论起天下大事来。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在幻想把这股祸水东移。欧洲是一块肥肉，美苏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中心是在欧洲，双方都把重兵摆在欧洲。他在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苏联是声东击西。欧洲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应该联合起来，对付美苏争夺的威胁，维持自己的安全与和平，不要有什么幻想。他接着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说德国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失败，主要原因都是吃了两面作战的亏。威廉皇帝在西线同法、英军队还处于对峙的状态，第二年就把大量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进攻俄国，幻想先打败俄军，迫使沙皇签订和约退出战争。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第三年他又把很多兵力调回西线，但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法、英军力已大为加强，美国也参战在即，最后他吃了大败仗，不得不签字投降，把皇冠也丢掉了。希特勒也是一样，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西线还没有全部解决的时候，又在1941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结果也陷入了被两面夹击的处境，连首都柏林也丢了，不得不开枪自杀。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少，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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