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追捕东北逃犯“二王”全纪实(1)
据目击1983年9月18日在广昌山林中击毙“二王”现场的人们介绍说，先后被警犬拖下山林还没断气的王宗玮、王宗（王方）的形象，也是丑得不堪入目。那体相，同正常的人可说是绝顶的不同：两个人裹着脏得变了颜色的湿衬衣，赤着两只被茅竹戳烂了的脚，脸颊削瘦而污黑，干燥的皮肤紧绷着楞角突出的骨头架了。小个子王宗（王方）的体重大约摸只剩下七八十斤。狼狈得真称得上是两条丧家之犬！
然而，曾几何时，就是这兄弟二人，是那般的凶狠，那般的狡猾，杀死十名、杀伤十一名我解放军、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欠下累累血债，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围绕着一对亡命之徒，在社会上引起多么多的议论、猜想和传说啊！什么王宗玮是部队的校枪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呀；什么“二王”是因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呀；专杀干部不害群众呀；什么他们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呀……等等，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头顶庄严国徽的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日子里，心情不好受，吞咽下许多不被理解的痛苦，在挫折中挺进。他们在这起新中国成立后空前未有的特大暴力性案件中，与残暴、狡猾的敌人，一次次地作着艰苦的殊死搏斗。
记者为较完整地向读者报告追捕“二王”的战斗历程，从坐落在北京东长安街公安部大楼里的追捕“二王”指挥部起始，沿着“二王”在几个省的活动路线追踪，最后来到击毙“二王”的山坳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采访。将艰难追捕的真实情景撰写成文在人的本质中，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要求实现一个真正的人类，让真实的生活画面展示它的善与恶，美与丑。
本文从“二王”在沈阳发案那一天说起。
1983年2月12日是大年三十，在沈阳，中午时候就有耐不住性子的人放起鞭炮。人们伴随这清脆、火爆的喜庆响声，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坐落在沈阳风景区小河沿北岸的解放军某部医院，中午在院内俱乐部里给全院职工放映电影。军医院围墙里的大楼、松林、院落……是一片寂静。就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轻松的时候，乘院内空旷的节骨眼儿，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个口罩的大个子，相距十几米跟在后面，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这时候，有一个与即将发生的血案有重要关系的人物出现了：他叫吴永春，30多岁，膀大腰圆，十分魁梧，是军医院的给养助理员。他没有看电影，趁着空闲时间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烟，发现了这两个可疑的人。
一贯以院为家的吴永春，弄不清两个可疑人的来龙去脉，他心里不踏实。恰好，军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迎面走来。吴永春跨下车，叫声：“周主任”，然后便讲述了他刚才遇到的情况。
年已半百的周化民，曾做过保卫工作，他听罢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说：“找到他们。”
吴永春返回来，望一望俱乐部。看到一个大个子青年在门前站着。大个子刚才穿的是黄军装上衣，现在穿的是蓝上衣。那端着的肩膀和插在裤兜里的手，以及不合身的短小上衣，使吴永春认定还是那个可疑人！他搞的更衣术，使吴永春更加生疑。
周化民决定堵截大个子，进行查问。吴永春找来年轻的汽车司机毕继兵，几个人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的眼神一阵慌乱，想躲身避开向他走来的这伙人，但是来不及了。吴永春命令他：“走！”他们把他带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这个诊室大约有三十平方米，人们把大个子圈起来，盘问他：“你在医院溜溜窜窜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仔细地打量一下高个子，他体瘦、扁身板，有点驼背。冬瓜长脸，肤色煞白，细眯眼睛单眼皮，两边眼角往下拉着。说话轻声细语，像是文弱书生。一露稀疏的黑尖牙齿，又给人一种恐怖感。
周化民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汽车制造厂的。”
“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思忖一下，然后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把它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二十六岁，工人，六车间。这时房间里陆续进来几个军医院的人，盘问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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