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洋是彭真（原名傅懋恭）同志的四子。彭真在1979年恢复工作以后，殚精竭虑于中国的法制重建工作。在他的几个子女中，只有傅洋从事着法律工作，他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9年，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和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父亲的精神血脉。
傅洋回忆，小时候，工作繁重的父亲和傅洋的直接交流自然不多，但是父亲的精神指引却在傅洋心中深深地扎了根。那时，父亲常到工厂或农村去视察，只要可能，几乎都要带上傅洋。彭真难得的娱乐是看京戏，于是，一些传统剧目成了他教导孩子们的教材。傅洋记得当时看过不少孙悟空的戏，父亲几次对他说：大闹天宫前的孙悟空有斗争精神，到了保唐僧取经，就没意思了。孙悟空想斗争还是让人戴上了紧箍咒。一天晚上，彭真将傅洋叫到身边问道：“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傅洋说，当时他回答得太“客观”，总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说：“不知道。”谁料，父亲一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人，怎么连这点决心和意志都没有？！”
傅洋上初中和升入高中的几年间，正是新中国形势风云骤变的时期。高中只上了一年，“文革”即告开始，父亲和母亲不久被关押。傅洋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无缘“革命”。
1967年11月的一天，一个通知下来，傅洋和姐姐傅彦被赶出了位于台基厂的家。一辆小平板车载着两卷单簿的行李和孤零零的姐弟俩踽踽行走着，目的地是大约一公里外的苏州胡同北京市委宿舍的两间小平房。傅洋说：“那个晚上，空空荡荡的小平房里只有两块用板凳垫起的木板。我和姐姐因为不会烧炉子双双煤气中毒。睡到半夜我去上厕所，一下摔倒在门口。姐姐闻声爬起将我弄醒，却一下子晕倒。我当时忍着剧烈的头痛将姐姐连拖带抱地弄到马路对面的同仁医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好像费尽了毕生的力气。”
从这时到傅洋下乡插队，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此时当兵的大哥傅锐被软禁，姐姐傅彦不久即去河南农场，弟弟傅亮被抓到北京市少年管教所，他惟一的精神支柱就是父亲曾经对他的谆谆教诲。
“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期间法制的‘礼崩乐坏'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我一直存着为中国法制贡献一份心力的愿望。1979年父亲恢复工作后，我和父亲回到北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
| 首页 上页 | 1 | 2 | 下页 尾页 共 2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