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陈云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卓越的领导人。而对于他的5个子女来说，陈云则是一位真正的慈父，他的一言一行影响和教育着子女。在与陈云的女儿陈伟华的接触中，笔者能从她与父亲特有的父女关系中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并进而更全面地了解世纪伟人陈云。
一次严厉的责备与一生无法忘记的话语
小时候，陈伟华心中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当人民教师，她曾多次在作文中把当教师作为自己的志向。当年，在中国公映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让她百看不厌，尤其喜欢剧中人物瓦尔瓦拉，希望将来也能像她那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966年，陈伟华在北京师大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她的父亲陈云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受到批判。1968年，同学们陆续奔赴工作岗位时，陈伟华还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好不容易，她被预分配到丰台区的一所学校工作，可那里的干部在调阅学生档案时，发现陈伟华就是主张“包产到户”的陈云的女儿，就不敢接收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了。后来，几经努力，她终于被分配到怀柔县当上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怀柔县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区。陈伟华自然想分到条件稍好一些的平原地区。这时，陈云却引导她正确面对现实，接受各种考验。在帮助陈伟华收拾行装时，陈云谆谆嘱咐她要做好到边远山区学校工作的思想准备，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化。
到怀柔后，陈伟华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那里的小学条件非常简陋，教室里桌椅破旧不堪，窗子没有玻璃，糊的是黄不黄白不白的纸。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久了，黑漆剥落，白花花的灰便漏了出来。
第一次走上讲台时，陈伟华教的是“复式班”，即同堂教两个不同年级的孩子。看着下面坐着年岁不一的农村孩子，个个睁着好奇的眼睛在打量着她，她竟一时不知所措：“我讲什么呀？！”这声音虽轻，孩子们还是听见了，他们咧开嘴乐了，看着孩子们天真的表情，陈伟华的心情轻松多了。
冬天很快来了，陈伟华看着孩子们围着炉子不住地搓手，听着门外呼呼的风声，想到自己在这儿连个同学也没有，感到十分孤单。夜深人静时，陈伟华想到了父亲，家人大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只有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父亲留在家里，父亲现在怎样了呢？自己又是第一次远离家庭，人地两生，于是陈伟华想家了。
有一天，不是周末，陈伟华也没有向学校请假，擅自回了家。一路上，她心里荡起一丝喜悦，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会高兴的。可是，她没有料到，一踏进家门，迎接她的是父亲惊异而严肃的目光。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听到父亲的责问，陈伟华只觉得是酸菜坛里腌石头――一言（盐）难尽（进）：“我……”陈云对她没请假就走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并坚决地说：“你应该立即回去。”
那天，父亲很严肃，说话很不客气。陈伟华伤心极了，一肚子委屈：自己并不是怕吃苦，自己只是想家、孤独，爸爸怎么就不能理解呢？她流泪了。
晚上，父亲与陈伟华又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说：“家里你就放心，明天就回去，孩子的功课缺不得，安心在那儿教好书、育好人。”陈伟华郑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陈伟华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学校。说也奇怪，当她再度踏进那个小村庄时，小学校低矮的围墙、教室窗户上的陈旧窗纸，连车子驶过土路扬起的灰尘，都使她感到熟悉而亲切。她决心不让父亲失望，在农村好好干下去。
就这样，她安下心来认真教学，教过语文、政治、历史；她还参加农业生产，上山砍柴、下地割麦、用梯架背石头修渡槽；还轮流当过炊事员，烧柴灶、贴饼子、挑水；她还不时去学生家里走访，坐在土炕上和农民聊天……
时间长了，加上乡亲们和同事们的关照，陈伟华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越来越投入地开展教学工作，并在乡下感受到了农民身上的质朴、醇厚的人情味。淳朴的乡亲们在陈伟华的身上似乎也看到了陈云的影子。他们可不在乎什么政治风险，拉着陈伟华的手，诚恳地让她转告父亲：“让他老人家放宽心，保重身体。”陈伟华将这些口信带给陈云，陈云的脸上便呈现出温暖的笑意。
此时，陈伟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她跑回家时对自己那样严厉，他是要自己在乡亲们中间解除孤独，去和地方的老百姓亲近！陈伟华不由得想起父亲曾多次对她们兄妹讲的话：“你们就得自己到社会上闯一闯。特别是女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站住脚，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句话，陈伟华记了一辈子。
不久，陈伟华从小学调到中学任教，离家更远了，她只能两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时，父亲都把她叫到身边，详细询问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陈云尤其关心农村的生产状况和老乡的生活。当听说乡亲们并未因“文化大革命”而放松生产时，陈云非常高兴，连连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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