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要奋斗 聚焦大中城市的“流动知青”(1)
核心提示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被媒体频繁聚焦的“白领”和“农民工”之外，生活着这样一个青年群体：他们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大部分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一般从事非体力劳动性质的工作，居无定所。有青年研究者将其称为“城市流动知识青年群体”(简称“流动知青”)。
这个群体以“北漂”最先引起关注，但其规模远远大于“北漂”。他们的绝对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奋争拼搏是他们的青春底色，漂泊不定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从北京大学西门往北走，穿过车流喧嚣的马路，有一家名为蓝院的宿舍旅馆。走进大门，看见一条仄仄的通道，两旁的大小房间里，住满了为考研而忙碌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刚搬进来，有的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年。每天晚上11时左右，他们结束自习，从各处回来，洗漱，交谈，十分热闹。他们端着脸盆，偶尔向外一瞥，眼神带着些许迷茫。
这里只是中关村周围众多“宿舍旅馆”中的一个。在北京大学南门外，一家旅馆门口总是挂着“客满”的牌子。老板告诉记者，房子几乎都被考研的学生订下了，一直排到今年冬天。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拥平副教授最近主持完成了一项“流动知青调查”。与人们熟悉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不同，流动知青多是从小城市、农村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他们有知识，很多人是专科或本科毕业，却没有大城市的户口，这给了他们“流动”的感受；他们收入不高，在大城市过着中等偏下的生活；为了摆脱平庸的命运，他们愿意忍受暂时的贫穷和困顿，每天都在奋斗。
生活在北京大学附近的这些考研学生，只是流动知青中的一部分。“在对流动知青的研究中，他们身上那种不灰心、不自暴自弃的品质最吸引我。”周拥平说。
“如果不能留在北京，我简直无法想像该怎样生活”
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第一个知青时代结束。那时，孙晓芸(化名)还不到10岁。12年后的1991年，孙晓芸来到北京，成为较早的一批城市流动知青之一。时过境迁，两代知青流动的方向完全相反，不过，两代人都有“向上”的追求，只是对“上”本身的理解千差万别。
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孙晓芸和她的同路人的愿望。
1989年，孙晓芸的高考分数不理想，父亲通过关系，将她送入河北保定一所大学学中文。她“觉得特别自卑，根本融不进同学当中”。只读了一年半，孙晓芸便自作主张来到北京，到一所大学学文秘专业。“同学们毕业都是国家分配，我没有毕业证，得自己找工作”。她第一次有了“流动”的感觉。
孙晓芸那一代流动知青，大多是因为个人因素来到大城市。时值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个人创业的举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孙晓芸们相信北京有更好的生活在向她们招手。不过，那时候流动并不是青年们改变现状的普遍选择。一名比孙晓芸早一年高中毕业的女孩是这样选择未来的：她接了父亲的班，到县工商银行工作。
引发年轻人第一次大规模向大城市迁移的政策出现在1993年。这一年，曾让孙晓芸十分羡慕的“国家包分配”政策走到了尽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从这一年开始，感到工作不理想的本科毕业生，开始大批加入“流动知青”群体。那年，北京圆明园周围出现了一群爱好诗歌、绘画和音乐的艺术青年，人们称这个地方为画家村。“候鸟般的生活方式”开始广泛为青年所接受。
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使刘劲(化名)决定放弃家乡安稳的生活。1998年中专毕业后，他没有接受父亲安排的在家乡某国企工作的职位，直接来到北京。“来北京之前，我觉得自己很聪明、很能干，到了北京，才发现自己很一般。”与他同来北京的好几个中专同学，有的在快餐店做销售，有的在洗浴中心做收银员，工作都不是很顺，最后都回家了，只有他坚持留下来。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本科生拿不到留在大城市的指标，又不愿意回原籍工作，于是选择了在大城市“流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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