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并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台湾当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是时代的产物。1949年，大约120万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军人、军眷、流亡学生及企业家、公务员等，背井离乡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其中60万是军人。他们随即进驻台湾各大军事要地。因是逃难，许多人几乎没带什么钱，家属当然也没地方住。为了免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台当局动用从大陆带来的黄金对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安置，无法安置在营房或随军移动的眷属，就暂住在学校、寺庙、农舍或牛棚里。飘落异地的人们用茅草、竹子等作材料，混合砖块和水泥，搭建起了一个个临时的住所，“竹篱笆”也因此得名。

原本只是想着歇脚的暂住地，心中依然眷恋的是隔海相望的老家。年复一年，命运和他们开了一次次玩笑，眷村最终还是成了异乡的家。一甲子的岁月，台湾国民党军列管公有眷村达到了500多座。若包含非军有及混住（不包含违建），则总数有多达800多座眷村。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眷村的兴建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时期陆续兴建的眷村，称为早期眷村(老旧眷村)。当时由宋美龄发动“民间捐款”，以“捐赠”方式分配安置军眷居住。当时的住宅以平房为主。在接下来的10年中，平房式军眷住宅一共兴建了10期，共计38100栋，分布在台湾全省各地军事要塞中。

眷村中的住房有着一定的等级，分为将校官的房舍与普通士兵房舍，两者在环境上有明显差别。眷村内设有学校，村外围有部队，并配有机枪碉堡，整个眷村俨如军事要塞，严格区分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来往，就像一个独立在台湾之外的小社会。

眷村人政治态度显而易见。在台湾，“眷村”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含义，等同于反“台独”。当年迁往那里的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及家眷，他们服从于国民党，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在迁居的早期，每逢重要节日，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 不过，随着国民党失去执政权以及党内分裂，这样的场景在近年来已经不多见了。尽管眷村人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反“台独”的理念一直不曾动摇过。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时有抛出“台独”言论，几乎每次都会遭到眷村人的强烈抗议和反对。他们有着至死不渝的“祖国认同感”。在他们心中，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土地。

眷村人家门前悬挂“青天白日旗”（图片来源于网络）

台湾的眷村大多建在台北、桃园、高雄等接近军事基地的地方，全部属于封闭状态。眷村里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所以眷村人没有大事，一般都不出村子，在这里形成了他们封闭的生活圈子。 这种封闭状态也形成了眷村人非常排外的性格。每当碰到村中打群架的时候，那打架双方就一定是眷村人与台湾本土人。有时候是眷村人一同赶走来自村外的小偷和流氓，有时候是眷村人帮助受欺负的眷村人，与村外人大打出手，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学生之间。可以说，眷村的孩子大多都是在打架中度过童年的。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很少发生了。

眷村人以一种难民的心态到了台湾，当时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比例接近于85％∶15％。在陌生环境的包围下，眷村人选择了自我偏爱，这种强烈的“外省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与本省人的融合。当时每个眷村只有一部对外联络的军用电话，全村与外界互通信息全靠它。另一方面，眷村内部又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汇集处，这里的人们大多适应性很强。据说，当时眷村没有谁家是关着门的，都是前窗挨后院，一家出了事，大伙都会去帮忙。小朋友之间就更是如此，大家每天一起上下学，如果和本省同学打架，大伙都一起上，“团结、有情有义”也是眷村的特色之一。

眷村第二代指的是四、五十年代出生在台湾的眷村孩子们，除了外省的的血统之外，也有和本省的联姻，总之对于眷村第二代来说，“国家”的概念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如第一代来的强烈，没有颠簸迁徙的离乡背井经验，在一个大村落里呱呱落地的他们，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在眷村生活的种种片段与一切点滴，相对于下课后必须帮忙务农的本省子弟，眷村的孩子们由于父母多半是在仓促中撤离来台，没有祖辈的东西可以继承，也不如一般农家有田地可以耕种，因此除了在眷村的新天地中玩耍之外，年级稍大的他们变得有很多时间可以自我安排，于是乎，有的孩子用这些时间来玩闹，而有的孩子则用这些时间来认真读书，这样，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两极化的未来。

五六十年代，教育刚刚在台湾普及，在当时上大学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好的大学，只要能够上榜都值得全村人放鞭炮庆祝一番。然而，眷村里的概念通常还是如旧中国那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绩成了出人头地的唯一标准，所以眷村里的孩子们通常被赋予比较高的期待。 眷村出身的名人数不胜数，很多都是台湾或不可缺的中坚分子，这些在后文我们会专门提及。

当然，对于读书比较差的孩子们，并不是自制比较差，而是天生遗传到军人那种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信念，所以他们在崇尚行侠仗义的心态下，以村为单位或几个人为中心组成小团体，通常会向其他村落或者村外的本省人团体宣战。但绝不把外面的是非带进村里是他们的传统，这种感觉类似中国古代的门派或者帮会，而现在，这样的帮派绝大多数已经解散。

眷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图源网络）

眷村妈妈可说是眷村组成分子中最辛苦的一环。不只要张罗一家大小的食、衣、住、行，还得锱铢必较的分配与安排爸爸们每个月固定发下来的粮饷；更有甚者，还必须改变信仰，就为了教堂中分配的奶油、面粉、牛奶等补给品。身为眷村中的女性，无论是随军撤退的外省籍官太太，抑或是来台后才嫁入这个大圈子的本省籍妻子，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张罗先生、孩子们的早点；之后就像一般的家庭，处理所有的家务，有机会就学点手艺，或是兼点副业，以贴补微薄的家用，只有在略微空闲之时，或是在繁忙的同时正好与左邻右舍接触，这才得以闲话家常一番，当然通常是只身奔走各处，直到深夜往往才得以喘息休憩。

眷村妈妈除了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操劳家务，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起居之外，更要为身处于高危险工作环境的军官先生们多担一份心，弱势丈夫因公不幸伤残、重病或者殉职，之后的一家的生计都得由眷村妈妈全力承担。这种在穷困中的身心煎熬是旁人无法体会的。眷村妈妈们的勤俭与耐劳，为一家人求得温饱的坚毅刻苦，使得第二代的眷村子弟都懂得亲恩难忘，感恩他们含辛茹苦的拉拔与养育之恩，所以侍母至孝，奉亲必顺的事迹频传。（文字由清华大学行知计划赴台湾考察团队采访并供稿）

眷村一家人（图源网络）

竹篱笆，红砖，灰泥，黄土所搭建的家园毕竟还是抵挡不住台湾岛最常见的天灾侵袭，一经过刮风下雨便要在遮风避雨中等待雨过天晴，当然，中国人的刻苦耐劳的本性以及不屈不挠的天性是不允许轻易放弃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于是房子当然也可以想办法改建。

眷村人通常的整修方式是从门口向外延伸厨房，室内增加吊铺，开采光天窗，甚至是增建二楼等等，用的材料也从原来的竹篱笆、灰泥变成坚固的砖块，水泥，瓦片。在眷村行走的，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各个时期的建筑物，其中重要的依凭就是房子上砖瓦的种类。青瓦黑瓦水泥瓦羊毛毡等等，不同时期不同的建材，全部被原封不动的保留在了眷村里。

眷村建筑 （图源网络）

建筑的特色，环境的穷苦，也让眷村居民感情融洽，以前眷村的居民，生活穷苦，所以都特别珍惜食物，而食物卤过以后，可以保存较久，所以卤菜算是有名的眷村菜之一，眷村里的小餐馆的厨师们如有机会到外面的餐馆用餐，吃到较好的菜肴，就会细心观察菜的材料以及研究烹饪的方法，并尝试与本身的产品结合及改良，所以眷村菜已经跟当初大陆北方的面食差异很大，以前眷村因为每户人家都住得很近，所以大家感情都很好，也常常去邻居家吃饭，大家互相提供自己独门的拿手菜肴，切磋厨艺，推出有特色的菜给邻居吃，是很常见的事，所以眷村的菜色就是经过不断的讨论研究而推陈出新。

眷村还有另外一道传统美食，眷村牛肉面。其实台湾人本来不吃牛肉，因为对他们来说，牛是耕田的伙伴，台湾有专门的牛的疗养院，一些农民退休不种田了之后，会把牛送疗养院终老。台湾也没有面，台湾的面食就是从49年开始的。49年以前，台湾的面食仅限于喜饼月饼之类的节庆类的面食，因为台湾不生产小麦，面粉要从外面运过来要渡过台湾海峡，那是非常奢侈的，所以台湾人不会用这么贵的食材拿来做面条。

但49年以后，大量大陆人来到台湾定居，此时正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台湾获得了美国大量的滞销面粉，没想到，这正好解决了思乡的饮食文化，从此，台湾的牛肉面到处都是，就连最偏僻的乡镇都可以找的到牛肉面的身影，而这，就是眷村对台湾的影响力。

眷村餐馆 （图源网络）

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对于过春节的习俗，眷村人和本土台湾人也有着不尽相同之处。放鞭炮是最具春节特色的习俗了。在眷村，每年的除夕夜，鞭炮几乎要响彻一夜，而这在眷村之外，是绝不可能的。

紧靠台湾左营军港的眷村，每到除夕夜一过零点，全村都不约而同地放起长串鞭炮，曾经有过一串鞭炮放了1个小时的纪录。这时，左营军港内的上百艘军舰也同时鸣汽笛庆祝新的一年到来。再加上相邻的果贸、海光、自助、自勉、自励、复兴、胜利等都是上千户的眷村，这些村子会一个村接一个村地燃放鞭炮，一直到天亮。经常会有人因实在太困先睡了，而醒来后仍能听到鞭炮声。巨大持久的鞭炮声，往往把小猫小狗吓得四散奔逃。所以，每到大年初一，眷村的街面上还会出现家家户户寻找自家猫狗的场面。（文字由清华大学行知计划赴台湾考察团队采访并供稿）

“不要吃惊，第一家在后院认真练举重的确定是，对，李立群……除了喘气声，他并没有发出任何嗓音，因此也没吵到隔壁在灯下念书的高希均和对门的陈长文、金惟纯、赵少康……我们悄声而过，这几家比较有趣，那名穿着阿哥哥装在练英文歌的是欧阳菲菲，十六岁但身材已很好的她，对自己仍不满意，希望个儿头能跟隔壁的白嘉莉一样……第五家凑在小灯泡下偷看小说的那个小女孩也很可爱，她好像是张晓风、或爱亚、或韩韩、或袁琼琼、或冯青、或苏伟贞、或蒋晓云、或朱天文……隔壁刚作完功课、正专心玩办家家的一对小男生小女生，看不出来吧，是蔡琴和李传伟。当然也有可能是赵传和伊能静……”——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

谈到眷村，就不能不提从这里走出来的名人。除了朱天心在她的作品中所提到人，还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都来自眷村。政治人物中，宋楚瑜是最出名的一个。另据了解，璩美凤当时还和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吴小莉住在同一个眷村，两人是同学。

电影双雄杨德昌和侯孝贤，文化界重炮龙应台、张大春、朱天文，台湾电视教父王伟忠，标志性的大美女林青霞、胡因梦，另外还有刘德凯、胡慧中、张艾嘉、任贤齐、庹宗华，当然还不能忘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邓丽君，他们也都来自眷村。

邓丽君在眷村度过了童年时光，成名后，心中也不忘眷村 （图源网络）

初来乍到的眷村村民，在台湾举目无亲，必须依靠互相勉励才能顺利生活。从小，被称为“外省人”的眷村二代，就特别重“义气”。艺人徐乃麟曾经回忆儿时 “偷甘蔗”经历，眷村小孩连恶作剧都懂得“协同作战”。这份义气留在眷村孩子的心中，他们长大后在演艺圈打拼，更是不忘互相“帮扶”成就彼此。

台湾歌手任贤齐，大学时拍摄连续剧 《意难忘》，因饰演一个眷村小孩而走红。纵观任贤齐后来的演艺生涯，会发现不少相助他的 “眷村贵人”。在乐器公司打工时，他结识了同样来自眷村的著名音乐人赵传，然后才渐渐踏上音乐之路。同是眷村儿女的“全能女艺人”张艾嘉，则是把他引到香港电影市场的“贵人”。眷村“大腕”林青霞在2004年任贤齐世界巡回演唱会中，作为神秘嘉宾轰动全场。此外，住在任贤齐家隔壁、爱模仿他的台湾著名谐星九孔，圈内死党庹宗康、屈中恒，从协作“捣蛋”到一起打拼事业，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支持着圈内“好兄弟”。

眷村名人 （图源网络）

凡以眷村中之人、事、物，或是生活形态、童年回忆，甚至是文化习俗的不同比较等为主题所描写作品，体裁不局限于一般，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剧本……等等，都可以称之为是所谓的“眷村文学”。

　眷村文学在台湾文学史上应该是可以列入乡土文学或是反共文学当中，因为其内容不外乎是父亲长辈等一意期盼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复我河山，然后衣锦还乡的内心描写。当然，在青春壮年时期军旅生活中的战争记忆与浓浓乡愁，眷村生活的难忘眷恋、少年儿女的情窦初开、结党聚众，种种荒唐与胡闹：这种第二代的成长情怀以及第一代曾经急着离开却又依依不舍的各种不同感情的交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浓浓的乡土味、人情味，当然还有最多的就是所谓的眷村味。

早期眷村题材并不广泛，多散见于报纸副刊或是文章中的角色，属于“文学中的眷村”，随着眷村第二代作家逐渐崭露头角，以眷村为创作主题的文学作品才慢慢出现，这些身跨截然不同生活情境与时代气氛的眷村儿女们，一方面耳濡目染长辈反攻大陆的信念，一方面急着打开眷村的藩篱构造出一片新天地与新气象，其心中的矛盾与彷徨，可能尚不亚于父母那一段的战乱血泪，化为文字，这也成为许多眷村出身的台湾当代作家一个极丰富的创作原料，虽然写作风格各有千秋，而且眷村小说也大都不是他们最主要的写作主题，但是眷村生活经验，以及眷村背景建立的思考，却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蛛丝马迹。（文字由清华大学行知计划赴台湾考察团队采访并供稿）

张大春《鸡翎图》（眷村文学代表）（图源网络）

近年来，台湾眷村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为了留住特殊年代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再现眷村记忆，为数众多关于眷村的文艺作品被人们所关注，同时也让远在大陆的我们了解了这个由远离故土的同胞们所创建的地方。如《再见，忠贞二村》、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和舞台剧《宝岛一村》等等。

由王伟忠和赖声川创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讲的便是当年随国民党来台军人在眷村的故事。长达3个半小时的舞台剧，述说了那个大时代下特有的悲喜哀乐。从领门牌开始到眷村改建，从无奈飘零到落地生根，从1949年到1988年，3个眷村家庭，50年的陈年往事，让台下的观众看得唏嘘不已。

话剧《宝岛一村》（图源网络）

另，周志文的《同学少年》、虞戡平的《搭错车》以及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光阴的故事》等题材也都与眷村密切相关。话剧《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李立群“国与家”的段子，场景就在台北市第一个眷村——四四南村。

在北京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工作的第三代眷村女儿张嫱，在眷村文化的热潮中，适时联合十五位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勇者，为大众呈现出一幅幅即将消失殆尽的眷村图景和美好记忆。厚厚的《宝岛眷村》放在手边，这里既有谈眷村文学、眷村爱情、眷村女性、眷村美食和眷村方言的，也有讲黑帮少年和家族荣兴的……

揣度心意，编者们应是想倾尽心力来记录下一些眷村曾经的过往吧。告诉隔海守望的祖辈或坟茔，他们在眷村的日子笑中有泪，苦乐参半；告诉那头似陌生又熟悉的骨血或至亲，他们现在过得还好。

夜已深，幽暗的灯光下，斜睨了一下书的封面：似曾相识的近景是大榕树下慈祥的阿妈坐在村口长凳上纳凉的背影；陌生疏离的远景则是映衬在台湾第一高楼101大厦下，那硕果仅存的两三排四四南村的旧房子。一甲子的岁月相隔，五百米的垂直落差，这是宝岛眷村怎样的一页注脚？是穿越时空的相映成趣？抑或是滚滚历史车轮下的怅然的唏嘘呢？。

眷村人与眷村（图源网络）

龙槐生八十岁那年，被女儿龙应台搀着去听《四郎探母》，他还夹杂着湖南腔的发音，打着拍子哼唱有家不能归的哀伤曲调，唱着唱着早已老泪纵横，清明时节无坟可上的地方是无法叫家乡的。那是怎样一种悲哀和酸楚啊。《那些花儿》中的soldiers始终都是想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家乡。他们挂念着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慈母，想念着心中最爱的那个姑娘。无论官阶，眷村的人们都在声声地呼唤着家乡的名字。春节放鞭炮，端午包粽子，中秋吃月饼，清明跪西土。他们倔强地秉承着从祖宗上面传下来的老例儿和规矩，还有那一口浓得化不开的乡音。无时不暗合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辛酸与无奈。

眷村文化是一种乡愁文化，逢年过节就可以臆想着马上回祖国大陆。但白驹过隙，一甲子的岁月就这么不经意间地溜掉了。眷村一代们仍然还在做着回乡的梦，而他们的祖辈可能早已经不在了……王伟忠曾回忆到1988年，妈妈回老家河南时的情景。王妈妈一见到自己年迈的母亲，扑通跪在她面前，“你真能玩啊，一下就玩了40年啊！”王姥姥气愤至极。

过去的时光，并不都是幸福的。就像安妮宝贝在《素年锦时》中说的那样，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想要安定下来吧。听王伟忠讲着眷村的岁月，听张震岳唱着《回到过去》，回忆也是成长的一种标志。也许寻根的路还很长，走过来时路的人们，和正在写下光阴故事的你我，只要别将心中的根丢掉，再回首，已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