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俗越来越弱 人们对节日没有了敬畏心理

主持人：春节临近，这个时候不管是他乡的游子还是就在家乡，都会谈到如何过这个春节，我们是在家过还是去海外？是回乡祭祖还是就在家里团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话题，我们都会谈到年味，有人感慨最近的年味越来越淡了，那淡的究竟是什么？还有人说最怀念的是儿时的年味，那个时候的年味很浓，浓的又是什么？请各位谈一谈自己小时候的年，有什么样的程序、场面、仪式等等。宋老资格最老，您先给我们回忆一下您小时候的年是怎么过的。

宋兆麟：我们那个时候过年可以说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信仰是最重要的。这个信仰被现在的人们叫做迷信。实际过年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休，忙一年了，到年终休息休息，吃点好的穿点好的。第二个是家庭的团聚，儿女不管走多远，过年一定要回家，万不得已回不来的，在那饭桌上也要摆上他的饭碗、摆上他的筷子，用以表达我们一家的团聚。第三个是祭祖，这个祭祖我们现在叫做迷信，实际里面很复杂，比如说我们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送灶爷上天，那时候神都走了、都上天了，那人间就没神保卫了，然后全是鬼充满了世界。到初四的时候才把神接回来，所以在这个空档的时候就没人管理这个社会了，那个时候有所畏惧的就是怕神，鬼闹腾起来就复杂了。

为什么要写对联？其实对联最早叫桃核，再早叫桃木。门神是干什么的？门神是给你看门的，鬼不能进屋，有很多年画里也是打鬼的，比如钟馗打鬼，所以过节，这个门神很重要，“雍和宫打鬼”就是这么个意思。在我们小时候过年是不能乱说话的，说错话让鬼听见了那就要受惩罚，所以都老老实实的，这一个年都不能乱说话。

我们那个时候过年比较和气，比如说要账，你家穷欠人家帐了，平常是要跟你讨债的，但这个时候谁也不去要。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忙，比如家里的妇女要忙于做各种豆腐、年夜饭、豆包等等，男人要去市场办年货，那时候的年货就包括年画、对联以及鞭炮，还可能要买一点贡品，因为要祭祖用。

　我小时候是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人民很苦很穷，但是还要给日本人送吃的。比如猪血必须晾干后做成血粉送给日本人。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能吃大米的，只能吃高粱米，稍微好一点的高粱米叫做旱稻，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关系搞一些这种旱稻，然后蒸一两碗贡给祖先，这便是对祖先最大的敬仰了。

过年的晚上还要守年，从晚饭过后一直到半夜，这个时候也要包饺子，然后到了十二点在院子里摆上一个贡桌，摆上贡品迎接喜神。我们小时候迎神都是男丁，女的受歧视，不能做这个。等我们跪着迎完神，过了十二点便开始放鞭炮，最早的鞭炮不是现在这样的，是竹筒的，竹筒被烧裂后嘎吱嘎吱响，鬼就被吓跑了。

我们迎的是喜神，有的年画里有这个神的原形。年画也是家里必须要有的，我们那个时候不叫春节，春节这个词是民国以后的，最早叫元旦，或者叫三元三头，就是一年的头，一个月的头一个日子。另外，过年的时间跟过去也不一样，商周的时候过年是在冬至开始，到汉代改成春节，就是正月初一。

春节的时候，你不能乱说话、也不能做什么，那我们就只能玩。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所以让我想到了中国传统的玩具，可是现在大家都在玩洋玩具，实际上中国有很丰富的玩具，一种叫升官图，就是一个纸摆在这里，从白灯开始到站相，丢色子，丢几个点走几个点。有一个叫“卧游虎山图”的，现在改叫旅游了，就是到各地的名山大川玩，我认为这个东西可以让搞设计的人发展一下，说不定能制作出更有用的东西，而且这种图也能增加地理知识，所以说很宝贵，我们却把它丢了。大人们在过年的时候会玩纸牌，叫叶子牌，特别有意思。还有一种玩具叫九连环，所以说中国有很多游戏玩具都是智力游戏，能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你能将九连环解开那就不得了了。

王封臣：过去过年中国人都有一个敬畏心理，我们敬畏神鬼、敬畏祖先，我们过去的祖先叫鬼。我们初一上贡的时候，神仙可以上三碗饺子，祖先上四碗，灶王爷上一碗。我们的祖先告诫我们，中国人要有一个敬畏心理，你要敬畏所得的粮食、所得的财物，这样你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当代人欠缺的。我们现在人的思想开放了，导致我们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无知者无畏，然后导致狂视比较多。

很多过年的物件都跟鬼神有关系，比如说祭灶糖，因为我们要请灶王爷上天上说点好话。我有些朋友老家是农村的，他们过年的时候会撒一些芝麻秆，芝麻秆民间传说那是绊扫帚星的，比如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高度近视，只要地上有一个小东西、小石子都能被绊倒，于是他就在家里撒上芝麻秆，为什么撒芝麻秆不撒别的？因为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现在挂的吊钱据说也是绊扫帚星的，据说这个人是谁家富他到谁家跑，结果他一跑谁家谁倒霉，人家接喜神，谁家愿意接个倒霉疙瘩？然后有人想了个办法说，这个人眼神不好，你在你家挂个破门帘，他一看你挂个破门帘就不去了，后来说挂个破门帘不好看，久而久之就剪个红色的吊钱，又喜庆又好看，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把这种避凶求吉的愿望全都融合在中国年里了。

过去有一个过年歌，唱的就是新年的每一天都会有事干，不过可能各地都不一样，但都大同小异。23灶挂毡、24扫房子、25磨豆腐（磨豆腐它是福）、26去割肉、27杀只鸡、28把面发，要蒸馒头了，这个馒头要吃到二月二。29打烧酒，年三十儿就是除夕，大年初一倔着屁股乱作揖，见谁都得作揖，过去我们不叫春节，过节了，为什么叫过节？比如不管这一年跟哪个朋友有点小矛盾，我们到这个时候这些小过节就过去了，所以见谁都要说拜年话。现在俗语也是说见谁说好话，老说拜年话，到那一天就说拜年话，从初一开始可以一直说到十五、十六元宵节。初二是姑娘回娘家，初三有的地方是在家等着聚会，初四便是去神庙里买牛羊肉，初五迎财神。春节过年每天都有很多习俗，非常热闹。现在年轻人喜欢过洋节，其实很多洋节在中国都有，比如万圣节（洋人的鬼节），我们中国就有三大鬼节：冬至、清明、七月十五，有的十月初一也过鬼节；外国有狂欢节，其实我们中国的元宵节历来就是中国的狂欢节，当时皇帝、娘娘点灯张火与民同乐；还有我们的情人节，过去古代英雄喜欢闹个花灯，然后到了元宵节，家里没有结婚的男丁以及未出嫁的小姑娘都出去了，就是在这里碰个好姻缘。这些节日说明我们过去的中国节吉祥、热闹，并不比洋节差。

宋丽娜：城市化导致很多人离乡外出务工，七天的春节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乡村的过年习俗受到了很大影响。从我所研究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种仪式、这种风俗习惯以及各种各样的规定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些东西可以总结为两点，一个是它的仪式，一个是它的庄重，不管是仪式还是庄重，我们就会发现它其中有一个东西是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这种仪式感和庄重感特别多，为什么会特别多呢？因为它其中承载着价值，它在生产着乡村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看乡村社会，这种仪式感和庄重感都在慢慢消退。

比如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说，女同志嫁到了河南安阳的一个地方农村，她刚嫁过去的时候，一过年都累的要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里有个磕头的习俗，就是磕头拜年，大年初一零点一过，所有的晚辈，尤其是新过门的媳妇，只要是年长的或者辈份长的都要去挨家挨户拜年，这就等于说我新来的媳妇融入到当地社会中了，让大家见个面认识我。她说刚嫁过去两年，每年都要磕，磕到天明，她的腰都磕的受不了。就比如这样的习俗，这是民间的，它可以演化出各种形式，但是这种民俗现在都慢慢消退了，人们都怕麻烦，我身体不舒服，我不想还来搞这些，于是现在在消退。我去山东调研的时候，有个村支书就说，我们这里也有磕头拜年的习俗，但是现在什么情况呢？说快到天明的时候，我到各家各户说：“叔我来给你磕头了”，只是说一下也不真的磕，意思就是我来看过你了，也就是说现在越来越搞一个形式，越来越简化了。从这种简化、这种形式来看，你可以发现尤其对年轻的一代，年轻人越来越不讲究这些了，不再敬畏，年俗也越来越弱化，我想这是一个相对普遍一点的趋势。

现在节庆世俗化倾向严重

蒋好书：我做了十几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去了很多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节庆是文化的象征，一般起源于信仰体系，然后夹杂着大量的禁忌或者紧张。在这个紧张释放之后，体现的便是狂欢，体现社会组织的一次训练。通过节庆是可以表现出这个社会组织里面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归训过程。

确实是过了20世纪之后，整个世界体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基本上全世界都存在所有节庆世俗化的倾向，整个信仰体系实际上在发生变化，但同时在真正的传承过程当中，不同文化的节气元素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现混搭。要分析起来肯定是特别沉重、压力特别大的环节越来越少，但是特别轻松、特别喜庆、特别欢乐的东西反倒越来越多，然后人们又往上增加了很多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肯定会抱怨说，我们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去体验节庆的快乐了。以前的节庆你首先要有个压抑才有快乐，我们现在都没有压抑了。因为以前存在资源短缺的问题，所以到过年有好吃的就很开心，这是有一个对比。但是当代社会不存在有压力到放松的对比，也不存在饥饿到吃饱的对比，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快乐肯定会降低。但是也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们可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过年，比如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有人用英文来写对联，马伯庸老师曾经也转发过一个，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在用玩的心态来对待年俗了。专家的意见可能就不一样了，有的反对有的支持，但是不可避免，这是年轻人在追求娱乐的一个过程。

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以前的节庆都有一个社区活动，就是我们一定会走出家门实现社区的活动。比如大家一起玩龙，我特别呼吁这种社区活动，其实人都有社区活动的需求。但是我们现在的高楼大厦和网络，有的时候反而把人给原则化了，你想出去招呼一个活动挺费劲的。你又不像以前那样非去不可，现在还得找个茬出去约别人。

过节其实还是大家要约起来，中华民族有56个民族，每个地儿都有约起来一起干的事，有的地方泼水，有的地方玩龙，有的地方唱戏，各种各样的玩法。现在我们恰恰到了城市里，甚至说回乡过节的农民工都很孤独了，因为我们没有在一起玩的冲动和机制了。我们可以有一些仪式，不是特别严肃的那种仪式，但是总得有个理由让大家一起来玩，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做。包括我自己从2013年开始也在做一些乡村文化发展和保护的工作，这个工作大部分是回到社区去，帮他们构建社区、制定在一起做事的机制。自从1978年，中国做了家庭责任承包联产制，农民自己分开种地了。因为种地不挣钱的人到外面打工了，打工挣的钱自己盖自己的房子，不再为村里做事情。以前在村里有个宗祠，宗祠里面有好几百户的人，谁家的孩子饿了、穷了我们就养着他，现在恰恰宗祠消失了，我们找不到理由让一波人聚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过年是非常好的机会，如果大家所有人有机会回去，一定不要光做咱们家庭的事情，也不要光看春晚，春晚永远不能替代我们走出去跟大家一起玩龙的快乐和功能，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家走出去、玩起来，然后把你的社区建设起来。其实中国包括各个小社区，如果大家能够在一起玩龙，那么就一定能在一起做事。因为玩龙也是全部的过程，大家会有一个PK，我这个村的龙和你那个村的龙PK，用这个机会我们所有人都焕发出一种斗志。

我们现在老说到2020年中国要扶贫，各个村要脱贫，但是我们恰恰剥夺了他们团结起来脱贫的权利。从年俗这个事可以考虑如何让我们的社区更团结，这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点。

宋丽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今天的仪式越来越弱化，越来越断了。我认为是这样的，以往仪式的这种庄重能够持续，是因为它能够生产价值，而今天的农民的价值已经不再这上面了。比如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农村农民外出务工，一外出务工，原本的这个社区共同体就不再那么完整了，然后原本的这些年俗、礼仪也不那么遵守了，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和影响。比如说现在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回到村里，让他有面子的是用了什么手机、开了什么车回来、用了什么牌子的电子产品等等。现在农民过年回来，不是聚集在一起打麻将打牌，就是聚集在一起调侃吹牛。他们认为可以从中找到一种价值感、利益感。为什么这样说？农民工在外务工在城市属于社会的底层，在城市里他不能生产价值，比如说他在城市里买一个车，他买什么车城市也没有人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他回家，过年回家开一辆车回去，不管开什么牌子的车，什么档次的车，在农村都是一个极其有面子的事，这个事件就会成为他村庄里的一个大事，甚至有的人还借别人的车开回家，给他带来极大的价值感，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农村人越来越喜欢吹牛了。

这些现象说明农村人的价值生产已经从原来内部的那些仪式转变到了外来文化，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入侵了，侵入到农村文化中了，也就意味着农村原本的文化体系越来越失去主体性了。

节日缺少人文关怀，集体活动越来越少

主持人：宋老师您调研的乡村舞龙赛狮这些节目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是继续言传还是说有一个什么地域的特色？

宋丽娜：这个不等，我觉得主要因素在于看有没有人组织，这是重要的，如果说当地的政府、文化部门宣传某个方面，有一批这样热心的人组织起来，我觉得就会搞的很好，但是如果不组织，大部分的农村还是无组织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村社会的变化，，就是大家的公共空间在缩减，都变成私人化的娱乐，而公共的娱乐没有了，那也就是说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公共空间在缩减，这是很重要的变化。比如以往过年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的活动，不管是仪式、去拜年还是走亲串友，这连接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要增强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包括一些祭祖祭神的仪式，这其实就是增加人的敬畏感，其中还暗含着一种生产伦理的作用，就是从做这种仪式把我们的伦理道德再生产出来，每年的这个仪式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不断的在生产，这样才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但是今天所面临的情况是仪式感越来越弱化了，再生产机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断了。

主持人：也就是说农民需要在一个确定的集体当中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可是他在城市里是不确定的集体。

王封臣：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年味比较小了，我们对年的期待感或者幸福感没原来那么深了，我们过去的年、过去的春节是人文关怀的，我是长辈，小辈给我磕头，我给小辈发红包、我祝福你长大，大家围在一桌上吃饭，我们饮酒，我们所有的中国酒席上饮酒肯定是长辈先饮，但是唯独在春节，我们过去的那个酒一定是小辈先饮，为什么呢？你得了一岁我们大家祝贺你，长辈谁年纪最大谁最后饮，为什么？我失了一岁要罚一杯，这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包括蒋处刚才说的舞龙舞狮，这都是人文关怀，因为我们人需要游戏，我们无论在哪，我们既使是成人也需要游戏，今天所有的观众共同去玩一个游戏肯定比我们四个人打麻将更高兴，这是一种人文关怀，但是现在应该是政府搭台去给我们百姓再去唱过年的戏。

蒋好书：我不是以政府的名义来的。农村过年因为这样的问题，价值观的变化，所以变成一种炫富式过年，我倒想说城市过年更加是一种炫富式过年，打开朋友圈人家因为有钱去了马尔代夫、去了澳洲，不是说价值观有什么不对，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里缺少一种自信。

城市的文化和节庆也极待提高，我们每年会搞各种各样的演出节，每次也会营造一种节日的气氛，今天来到这个书屋，我非常高兴，在外面这么寒冬的时候我看到这里这么多人，感到很温暖，我们身边围绕着都是书，这是一种精神交流，所以我觉得城市里也需要一些公共空间精神交流，因为安全的问题，各个部门说实话，你过年忙的管烟花爆竹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估计做的这个大型活动也不像以前多了，其实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县城，小时候过年，其实我感觉从乡到县到城整个不同的过程，其实我记得小时候的县和市里面，每年的大型节庆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家是湖南的所以每年有龙舟节。8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就是一个大厂时期，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的国有时期起到了农村社区相似的关系，我们一个社区里面既有食堂又有幼儿园，在这个里面形成一个大的家庭，我记得那个时候过年每个厂出一条龙，玩龙。

所以人们需要一个归属感，当然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都热爱这个地方，但是太大了，一个人身边有一两百号人全是我认识的，我们一起玩，这种活力会让整个中国的生活治理走上一个台阶，我们的法律关系也会更明确，在一个更好的社区里，节庆是健康与否的晴雨表，这个地方节庆表现的内容多彩，其实也反应了社区成长的健康性，其实我希望咱们在城里也应该玩起来，我们用评书的方式让大家在一起听故事，这个特别重要，就像古代坐在一个山洞里听故事是一样的，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机会经常在一起聚一聚也挺好的。

社会转型下的年俗渐远，是必然但并非无需继承

主持人：现在年货必需品是什么？春联，福字，烟花爆竹这些是必须的，可是现在买这些的时候有多少人还知道他背后的韵味，我想每位可以聊一下，在自己的家乡或者小时候采买的年货必须品和现在有多大的差别？

宋兆麟：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了，对此我比较悲观，为什么呢？社会在转型，中国在转变，过节也在变，这是个事实，谁也扭转不了。举个例子，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到了博物馆专门到各个民族地区收集食物，那是1961年，当时有一批专家说中国社会要变，少数民族首当其冲，把这东西收起来将来有用，结果文化部的文物局听了这个意见。当时我年轻又干过民族的工作，所以就派我去，我跑了很多民族地区做收集，30年以后，有两件事都重合了，第一个是西方版纳，建州20年，要搞一个展览，在民间找不到东西，照片都找不到，结果就找到我们了，我们单位很客气的，当初支援我们去了。30年以后再看西双版纳全变了。第二个例子，同样的问题，东北打猎，我也去收了很多文物，30年以后他们为了搞一个博物馆又让我去，我拿着东西去干吗呢？扶持，社会的转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型，所以我不主张把春节恢复到我的童年时代，不可能，但是应该把优秀的传统继承下来。

另外就是国家应该抓住，因为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就是节日文化，把这个抓好了其他能带动起来，但是现在这块没人做，怎么保护、怎么发展？春节到底怎么过？我们肯定要过的但没人研究，搞非物质文化，其实非物质文化很多是节日文化，因为我也是文化部的非物质文化专家委员会成员，我感觉他们在抓这些东西有点重申报轻保护，不是注意保护，比如举几个例子，过节跟公民关系极密切，比如年画是特别重要的，还不失传，还在发展，年画是什么呢？年画是中国印刷术的早期阶段，我们印刷术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版印，年画就保留了版印的技术。第二是活字，版印是唐代发展的，活字是宋代，各地年画的产地都保留了传统印刷的技术，北京过去也有，但现在没有了，像潍坊、杨柳青都搞的很好。

因为中国号称有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版印就是印刷术，早期是版印后来就是活字，这个问题就应该作为节日里很重要的文化，但是现在都忘了。

王封臣：我们的年画里面包含很多蕴意，第一幅年画叫年年有鱼，抱着一定是个鲤鱼，一个是我们懂礼，一个是商业里的利。第二幅年画是财王爷，财进推的车给大家送元宝，所以那个应该是河南开封竹签镇那边的年画，下面这个是潍坊，有点像加官进爵的意思。

蒋好书：我对民间公益的话题也特别感兴趣，去年我还去河北省衡水市五强县，如果说节日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信仰体系发生了重要变化，手工艺受到了最大的挑战。那么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层面，过去30年可能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观念，或者是我们国家想要做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以我们造成一种误区，说现代化等于工业化、等于机械化，所以一切机械化、现代化、规模化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好的，所以阻碍了这个东西，把自己革了命了。曾经在20年代，我们的土布跟英国的布出现竞争的时候，其实很多东方国家都有这个过程，比如当西方大批量的产品过来我们将怎么做，可能我们也想要复兴自己的传统工艺。但是我们实在拼不过它的价值，于是在经济上不得不采取了大变革。有的国家会来捍卫传统审美，而我们国家没有把传统审美这个概念做到教学体系里面去。我们中国所有的关于艺术的教材都是以西方素描、立体的雕塑作为主旋律的，舞蹈也是以芭蕾舞作为最高目标的。我们在认知体系里面对国民进行了审美的翻篇，可惜没有审透，就是说这边还没有学的特别深，而那边又丢了。最重要原因的是我们出现了很强的势力心，比如我们认为只有国外的才叫大师，反而把我们民间这些真的是传承上千年的很多东西看作是玩意儿。而这又是因为赚钱的问题，因为你赚的钱不如人家多，所以就算你的本事再多，你有那么多钱吗？。

全世界很多国家也做了一些传统工艺，比如说西方。为什么传统工艺能够发展、能够振兴？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也提出了要振兴传统工艺的说法，如果说跟年节有些关系，它确实得跟我们的生活衔接起来，比如说跟吃穿用住总得有点关系。为什么说有对联和窗花？我们看到的窗花是大量的机械复制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把手工价值以媒体的形式传播出去。我们没有将带有中国特色刺绣的这类产品的价值得到真正的认可，可能到国外卖了两千块钱，但是在国内我们没有办法经过明星的代言或者是各种重要场合的传播和现代企业的衔接，然后让他们做起来，所以就很麻烦。

现在的LV或者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有时候会用我们中国的艺人，用你的图案，但用完了之后，那钱是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他那样一套现代企业把我们的民间艺术做上去，所以这非常非常遗憾。但是我希望所有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一定要努力将此传承下去，大家能做多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这个转折点正在发生。现在的土豪也不光是靠西方的包为乐了，时不时也要秀一点中式风，尤其要感谢我们的习大大和彭妈妈，他们出访的时候坚持用中式的包，让学设计的、学美术的、有创意的在国外留学的年轻人都能够回来，好好的把我们民间公益提升上去。

土耳其传统民俗仪式感越来越弱

主持人：爱达为我谈谈土耳其的节日是怎样的？？

李爱达：土耳其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宗教的节日，土耳其大部分是穆斯林人，所以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特别大，土耳其有一些习俗都是从亚洲流传下来的。土耳其有两种特别重要的节日都是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个是开斋节、一个是古尔邦节。这两种节日过的特别多，就像中国人春节过年要回家一样。土耳其也有城市化的影响，很多人都住在城市里，城市里的生活也不一样。

　开斋节斋月一过的三天节日，穆斯林白天不吃不喝，斋月一过什么都可以吃。开斋节也叫糖果节，我们小时候过这个节，早上会早早的起床，然后特意把节日买的衣服穿上，然后去逛街，随便敲别人家的门，不管认识不认识，他们都会给我们一些糖或者钱，就像中国人领个红包一样。但是现在过这个节的时候，孩子们都在家里，已经没有人出去了。

开斋节按照伊斯兰教来算，每一年有11天的假日。开斋节以后的七十天还有古尔邦节，也就是祭祀动物，这些动物包括牛羊或者骆驼，但是在土耳其没有骆驼，一般是阿拉伯国家杀的，杀几个动物，然后把三分之一的肉留在家里自己吃，三分之一给别人，特别是给那些穷人，这样互相帮忙。

古尔邦节跟开斋节的习俗很相似，主要目的就是尊敬老人、亲戚，去他们家拜访。土耳其也会过春节，但不是全过，而且过的时间也不一样。在土耳其是3月21日晚上过春节，代表着冬天结束了，我们可以出去好好玩，很多人选择去高原，在那里聚会，杀动物、唱歌跳舞。在土耳其还有一个习俗，你们在土耳其或者在蒙古、新疆也能看到，就是树上绑着条的细丝，在高原的树上绑着条许愿。土耳其和中国的春节有点不一样，自己特别喜欢中国春节的时候放鞭炮，在土耳其没有这个年俗。

在土耳其很多节日的仪式感都没有了，比如节日的时候要去年纪比你大的人那里举手，意思是“我祝福你”。就跟中国春节磕头拜年相似，但是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做这个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流行的，古代感觉的这种习俗会越来越不重要了。

主持人：土耳其现在的乡村发展情况怎么样？

李爱达：我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不太了解，发现土耳其农村也有这种问题，比如现在我们农村发展的也有电视、网络，从60年代到现在，很多人都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现在土耳其人口大概40%住在农村，以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时候75%都住在农村，做的都是关于农业的工作，现在很多人都住在城市里，所以原来我们在农村里看到的医师比较多，但是现在农村里找不到人了。

土耳其也存在城市人看不起农村人的情况。在农村里，他们说自己的方言，所以城市里的人看不起他们，在城里人看来，农村人的方言用一个字来形容“土”。那个方言不是像中国的方言一样，你能听的懂，翻译方面有差别，我们也有像普通话的，叫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语。城市人看不起农村人说话，但是他们很多人还会继续做自己的传统。比如在公共的地方，你不能抽烟，这个对城市里的人很不礼貌，但是农村里的人很放松，不管其他人怎么样，他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除了这个以外，中国农村的其他情况差不多，特别是手工艺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少，也没有仪式感了，就是说传统民俗方面的仪式感越来越少了。

在土耳其也有个人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会做介绍我们传统方面的工作。我们文化部也有很多这样的项目，比如拍视频，比如斋月的时候有很多活动，在公园里，或者在土耳其的庙会上。庙会在土耳其斋月的时候有，在庙会上可以买到一些传统工艺品，也可以尝一尝土耳其传统的咖啡之类特色的东西。

中国民间祭祀活动现在情况如何？

主持人：宋老研究了很多民间的祭祀活动，东北的萨满教跟土耳其的相似吗接近吗？

宋兆麟：不太一样，中国的萨满教比较原始，他这个是西方的比较进步，萨满教我们汉人叫乌教，他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就是神灵附体，北方大概有12个民族祭萨满教的，神灵附体的特点，比如我请天神下凡他就降落在我身上，他降到我身上我就跳起来，这是一种。高档的叫祭师，这个祭师他是不神灵附体的，他本身就能指挥那个神，像萨满教他一般没有文字，祭祀就有文字。比如说彝族的笔墨的文字实际我们汉族的甲骨文也是巫师的文字是祭师的文字，他占卜以后写了文字，他们那个好像跟我们这两个阶段也不太一样，在萨满教解放以后，特别是这些年基本上消失了，我不大适应，实际上我写过书，比如说他做法，比如说他做法，如果有一个当兵的进来他马上就不动了。

主持人：说到这个，刚刚我们在开场之前讲到江西的挪戏，还有你讲到雍和宫的打鬼驱鬼，这些是民俗呢还是文化符号呢？各位专家怎么看。

王封臣：中国春节，又回到春节这块，本身他的起源宋老师可能也都知道，他就是过去的大挪，我们上古时期首先有巫术，他们大挪为的就是攘除这些邪鬼巫艺，所以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蒋好书：说到民间宗教，世界上已经固定的有几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已经非常经典和丰富了，而且所传承的教育和各种修行方式都已经很完善了。比如在中国民间有妈祖、娘娘这些神，民间宗教也都是有相似之处的，就像你们说的它能治病，治不了你也得让自己有一个信心，所以它是有很多价值的。后来慢慢地，各个国家都有它的方式，比如说这个符，通过写字来镇住那些东西。

政教已经分离了，中东可能还不一样，这两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上帝的归上帝，要讲政治到这儿讲，要讲法律到这儿讲，所以有些功能可能被替代，以前非常庞大的体系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应该分为两条路径，民间工艺和传统的文化符号他越来越进入审美符号，比如说非洲人身上会纹身，现在人身上也纹身，打羽毛球的、踢足球的也纹身，大家各自用那个元素去壮大自己的生活领域。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传统的审美、传统的故事也进入到影视创作当中，然后变为了更为完整的一个故事。我们问当代的80后、90后，可能哈利波特就是他们的神教。对于我们70后金庸就是我们的神教。

所以我觉得今年春节有一个特别期待的事情就是“小门神“，我理解河北省，他们应该有所支持，他们最开始讲门神跟一个小朋友互动的过程。我看到现在有很多文艺人通过影视作品让我们以前的”神“它”活“过来，他们一定要让这些”神“成为我们文化的一种故事和体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所以中国人几千年还在讲《西游记》，还在讲《三国》，其实应该是把它们都神化了。

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动漫来传播更多有意思的故事，现在领导说讲好中国故事，他们讲的不是平凡人的故事，在这里面体现的是我们一种向善的、团结的、很有意思的精神，所以从非遗的这个角度来说，民间传说和民间宗教未来的路会怎么走？我认为有两条路，一个就是越来越生活化，一个就是越来越影视化。从这两个方面，让他们变成我们越来越愿意接受的那三个小时的传教方式，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回去以后不能在生病了的时候也去找这些“神“求助。

故乡沦陷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救赎

主持人：刚刚宋老师提到一个词叫做乡愁，现在的乡村是不是我们文化寻根的一个方向？传统手艺，土的和洋的如何传承或者如何走出去，这两个问题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宋丽娜：我觉得乡村显然不是了，因为我们的故乡已经沦陷了，沦陷了才会有乡愁，农村也已经在城镇化、现代化的潮流中不可逆了，其实我研究了乡村一些问题，很担心，担忧我们的农村、我们曾经的家乡会走向哪里？因为它已经没有自主的文化生产能力了，就是自己生产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主体。我们所有的只要不接受外来的文化，被农民工带回去，或者通过大众传媒，比如电视、网络慢慢渗透到农村，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这种显然是关于城市的、关于现代化的文化，农村那种文化主体性越来越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悲观，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来考虑呢？现在我们国家在进行乡村建设、在进行文化建设，又在进行社区建设，又在强调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等等，这些对我们乡村社会的文化自主性都是有好处的。我比较认同蒋处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她说我们的政府要有部门出面，比如说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做一些关于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的事情，来组织一些公共的文化活动，当然这种文化活动也不一定是复兴传统的民俗，可以是娱乐的，也可以是现代娱乐的活动，总之是通过这些文娱活动把乡村社会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给活跃起来，构建一个乡村的公共空间，让乡村的人都参与进来。

有了这样一个仪式，不是说我还要出去，我觉得这个没意思，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的娱乐，而且通过这些娱乐我们能产生非常愉悦的感觉，非常快乐的心情，然后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要自己建设，总之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主体性给调动起来，我们来建设我们的家乡，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很多方面，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各个方面的力量来努力和配合，才能稍微做到一些，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主持人：宋老研究民俗学这么久，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宋兆麟：因为中国特别大，地方性就特别突出，谁也代替不了，比如说吃，过年包饺子，这基本上是北方的，南方春节做年糕，为什么呢？因为原来中国是吃米的，南边吃大米、北边吃小米，就是最早我们不吃饺子，后来发现饺子，那也很晚了，所以一定要讲中国地方的特点，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外来的影响，有些农村的传统文化是外来的，我看《三国演义》那个电视剧，战士饿了就在路边烤玉米，烤玉米什么时候有的？反过来比如说印花布，中国五大印花布，浙江温州叫加洗，这个加洗就是外来的，是南宋以后带过去的，汉族的印花布叫篓印，就是牛皮刻成一个画往上印，这是中国传统的。新疆的像盖章一样，就是把那个雕成章来印也是外来的。所以我们将来可能要考虑到，既不排外，又要注意哪些是传统文化，哪些不是传统文化。

蒋好书：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叫大浪淘沙，越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越是感觉到还有一大批人在这里捍卫传统文化，36个人在沙漠地区种树，坚持种了30年，愣是把那个地方种成绿洲了，有的确实非常苦的情况下愣是把村里给做起来了。有一个86岁的老太太，画了一本书叫《胡麻的天空》，一个老太太用当今小年轻特别喜欢水绘的形式画出了她生活的天空，我所在的文化部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有一个公共司，十三五要做到公共文化的全覆盖，村级文化广场一定要做，经费方面除了政府之外还要想办法让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家也没有余粮。另外我自己也是一边做志愿者一边感受到了全国有大量的志愿者回到乡村，特别是设计师，有很多设计师本来在城里拿着很多工资，但是他回到农村设计了很好的房子，然后把附近的村给带富了，让很多人看到原来村里可以这么好。还有一个在湘西的朋友，把湘西的土布卖到了纽约市场，价格非常好，把公平贸易做起来了，我们发展中国家应该体现出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现，所以我还是充满信心的。

主持人：一方面我们要跟国际接轨，要现代化，赶上工业化和快节奏，这是向前看，就是向未来看，另一方面我们也向后看，就是去我们的传统里找寻文化的价值，今天特别请宋老带来他淘到的这些年画，其实很想让宋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画的来历。

宋兆麟：我去考察过全国几个主要的年画产地，但是因为现在年画的实用性不强，用完当年就坏了，所以传统的极少保留下来，最近十几年，我经常去潘家园，有一次我在潘家园看见一个能人卖年画，我说这个太珍贵了就买了，很便宜，他几乎当废纸卖的，就说现在只能这样，别的都找不着了，或者找旧的房子里可能有点年画，一般的还能找到，年画分很多类型，各地都不一样，桃花坞的都不一样，北京实际原来也是生产年画的，我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画册全是年画，那里的年画全是北京产的，比如压鸡山、庙山、外地肯定不可能有，还有北京的大八景小八景，我感觉北京人应该对这两个概念都清楚，大八景是什么小八景是什么，年画里都有。有一次我到密云去考察，搞非物质文化，发现一个老先生有72块年画的版，我一看北京的就问他，我说你原来在哪开店？他说原来在后海开店，是卖纸的，过去卖年画都是纸店卖，这老先生当时应该病危了，就想把这个版卖了，我就建议现代文化局一定给他买下来，我说这个太重要了，这是一个年画的品种，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另外目前真正做年画的老工人，真正的传承人很少，他们过去还比较穷，最近几年生活都很富裕，很多家都买的起轿车了，就说明生活水平相当高，从中可以看出这个市场非常好，但我们现在研究不够，听说冯骥才搞了一个年画的集，还没出来，我感觉快了。

主持人：年画的起源和价值之间还有关系吗？

宋兆麟：应该有，最早的年画应该是从佛经的雕版发展来的，原来我们从古书上看，有时候回来印佛经，印文书、印这些像，后来中国的民间画才发展各式各样，而且年画的种类特别多，有的是神、有的是吉祥、有的是求子的，各式各样。

主持人：也就是说年画的题材既有生活的，也有世俗生活的。

王封臣：现在有年画的确实跟宋老说的似的，他们已经很富有了，为什么？他们的年画当艺术品，我们过去的年画就是一张纸，随便贴的，现在全装裱起来了，我说拿到你装裱起来的年画总觉得不是年画，太精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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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的阎海军提起了民俗里的鬼神信仰：一支蜡、三根香、几页黄表。一一点燃，烟雾缭绕中，女主人念念有词：“灶神在上，我家娃娃今晚没吃饭，还饿着肚子，请你上天好好反映情况，明年一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你一定要‘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让我的娃娃们不要有任何疾病。”

这是送灶神的场景。

中国北方很多地方送灶神都要用灶糖。有的地区人们用灶糖祭灶是为了防止灶神上天向玉帝告状，用灶糖粘住灶神的嘴，不让他说坏话。有的地方，灶糖显然是为了让灶神甜心，以便“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粘嘴”是怕灶神把自己做的坏事传给玉帝，“甜心”是为了巴结灶神保佑全家清吉平安。两种愿望是两种行事风格。这样算来，中国在祭灶这件事上都有“厚黑”学问。

祭灶之类的鬼神信仰，只是老年人的迷信。年轻人不会相信“甜心”灶神能有饭吃，更不会相信“粘嘴”灶神能包藏祸心。

用“功利”概述乡土社会的鬼神信仰，显得有点不厚道。但如果信仰只是为了趋利避害，不得不说是功利的。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在心中，想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资深媒体人野岛刚为我们介绍了日本的年俗文化：在日本，人们称中国的新年为“旧正月”。这是因为现在日本按太阳历来算1月1日是“新正月”，而中国等地的人们至今还在过的太阴历的初一，是日本过去也曾经庆祝的正月，故称之为“旧正月”。

在日本的正月里，跟中国过年不一样的当属“初詣”了吧。在日本，人们把新年里第一次到寺庙神社去参拜的行为称作“初詣”。现在人们一般是1月1日去“初詣”，过去人们是在除夕日落的时候去。现在也有些地方保留着除夕夜里走出家门，迎接完新年后去参拜的习俗，即所谓“二年参”。

初詣的习俗普及至全民实际上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在那之前，人们过年的风俗是在家里静静的迎接神明。大扫除、装饰门松、初詣、压岁钱、年糕、年夜饭等等，现在我们每年跨年时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江户时期以前就开始的传统。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一直传承至今。到了二战结束后，红白歌合战等例行习俗加入了传统年俗的行列，形成了如今我们所体验到的“日本正月”习俗。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则讲解了东正教国家的圣诞节与新年的关系：在苏联时期，与圣诞有关的节日庆祝活动逐渐演化成了新年的庆祝方式。1990年12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布法令，将圣诞节列为公休日。1991年苏联官方公开庆祝圣诞节，上一次如此规模的庆祝还要回溯到1928年。今天，各种政治禁忌和限制已经不复存在，1月份的前 7天成了俄罗斯名副其实的休假周。但是，也有人不认同将圣诞节列为公休日，因为联邦宪法规定，“任何宗教都不可以成为国教和必须信奉的宗教”。

在东正教国家，圣诞节是仅次于复活节的第二大宗教节日。自10世纪末告别多神教皈依东正教以来，沙俄便每年元月7日庆祝圣诞。19世纪末，人们开始用圣诞树装扮节日。20世纪初出现了类似于圣诞老人的“严寒老人”，后来又演化出了雪姑娘。按照老传统，圣诞期间的讲究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节日期间严禁打猎；圣诞日进入家门的第一个人千万不能是别人家的女子，否则本家的女人一年都会灾病不断；要用绳子将桌子的四条腿圈起来，祈求牲畜不会走失；晚餐要邀请一些熟悉的单身者；剩余食物要放在院子外面，供狼等野兽取食，以使它们感受人类的善意，不再糟蹋牲畜。当然，时至今日，这些传统已更多的见诸于纸端。最容易传承的当数美食。肉类食物是节日期间的主菜，以猪肉为主，还有烤鹅、焖兔肉、烤羊等。庆祝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月19日受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