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二战电影中的枪炮与玫瑰

德日电影反思

战争根源的深究和探讨是一切此类电影必须回答的问题，德国电影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敢于把非正常的国家状态搬上银幕，把罪孽揭露出来。

苏俄电影反思

二战与卫国战争题材对于每个俄罗斯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也构成了俄各个时代战争片共同的情感基础，具有一种类似宗教意味的重要意义，代代相传。

《狂怒》：无义战，仍英雄

影片从个体出发，将宏大叙事赋予战争的高尚含义消解。比如在战斗中的紧张与恐惧之外，它将战争的浪漫元素消弭了大半：打仗不再是目标明确、逻辑性连贯的耀武扬威。相反，对个体来说，他们只是从一场行动匆忙地奔赴下一场行动。影片对战斗间歇士兵们状态的描绘尤其到位，那不是对战功的沉浸和对征途向往，甚至连对和平的向往都无暇顾及。因为无法掌控未来与生死，士兵们怀着深深的绝望去努力求生，好不容易喘口气，立即陷入了极致的无聊状态。这充满静默和无意义对话的无聊，如同索姆河阵地战壕中夹杂着泥土与火药的空气一样令人窒息。

《斯大林格勒》：丰饶之死

这部电影以历史上最血腥的城市保卫战命名，但视线从开篇的飞机轰炸战火连天尸横遍野的画面悄悄移开了，以一种琴弦上的颤抖般温柔，落到女人身上。战争是男人的，是士兵的。战争是国家的，是民族的。但绕到战争背后，你看见的却是女人。五个大兵围着卡佳，为她庆祝生日。有人穿好礼服谈着钢琴唱起了歌剧，有人鼓掌，有人面带爱慕的笑容看着卡佳吹蜡烛。他们守卫祖国，不管是真心维护自己的国家，还是基于单纯的服从命令，或是从个人复仇出发，上了战场那就舍生忘死战斗。但当他们一边潜伏打黑枪交战，一边和这个姑娘相处之时，诞生了一种笃定的东西。

《拯救大兵瑞恩》：战争里的英雄及信仰

影片结尾米勒死去，贺信的声音作为画外音响起，那是美国政府在宣读给瑞恩母亲的贺信，硝烟尚未散去的战场上，空镜头缓缓移动，杰克逊炸黑了的高塔，战坑，破碎的桥面和尸体，每个行动着的人的表情都沉静而安详，他们还活着，他们在聆听，那些军方赞美瑞恩的语言那么美，那同样是赞扬所有军士的语言，所有活着的人包括厄本，和那些死去的，更加无畏的人们。战争与生命一旦被放在同一架天平的两侧，那么就注定了“毁灭”二字的分量沉重。真正的战争片从不避讳人类为自己留下的创伤，而在战争阴霾的背后，同样折射出人性灿烂的光芒。

《金陵十三钗》：又一把桃花扇

妓女们换上女学生衣服的段落被大书特书。一条条白布包裹起象征着欲望的胸部，白布如同波浪，仿佛将肮脏罪孽的灵魂涤净，通过束缚女体，国族大义最终征服了不羁和粗野的堕落灵魂。这种以堂皇的宏大话语消灭个体生命的悲喜、并施行自以为是的拯救的性别价值观令人作呕。妓女的个人“贞操”与国家的“贞操”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全两回事，强迫二者发生关系，无异于国族需要对个人的“强奸”。二战结束之后，那些为窃取情报而献身给敌人的女人们，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被她们所拯救的乡亲唾弃苦待，包括自愿充军的日本军妓，都是被虚假国族话语所欺骗、身体被利用的可怜人。

《辛德勒名单》：黑白质感中的那一抹红

置身黑白影像的一抹红色，也似乎寓示着人性的光辉与希望。一位吃喝玩乐、油嘴滑舌的商人担负起了挽救一个群体的重任，唯利是图的他结尾还在忏悔没有多救一个人，悔恨没有早理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道理。人性还体现在寡言能干的会计史登、聪明伶俐的小男孩亚当以及其它犹太人身上。纵使在阴冷灰黑的空间里，仍有一个角落可以避难；纵使在人类最颓唐的时期，仍有人性闪耀之时；纵使铺天盖地的黑白，仍有一点鲜艳的色彩。这些就是《辛德勒名单》与那一抹红带给我们的对人性的想象。

《美丽人生》：视死如归的幽默，无伤大雅的失真

圭多充满温情的欺骗把戏，更像是一种修辞游戏，依靠卓越的想象力和应变能力，凭空把真相改编成另一种可信的假象，这种改编的动机是如此自然而然，前半段的电影将情节伏笔铺垫得很充分，父子俩之间也足够默契。狰狞的德国军官在宣布集中营的纪律，圭多翻译成儿子所能理解的游戏规则，喜剧效果十足，难能可贵的是，圭多的机智能持续到把这种把戏一直贯穿到儿子乔舒亚成功避难，圭多最后一幕迈着滑稽的方步走向死亡时，小儿子正躲在柜子里偷笑，这一幕，正好呼应了父子俩刚被抓走时家庭宴会的一个小插曲，乔舒亚不喜欢洗澡，躲在柜子里。这使他免于毒气而死的厄运，他混迹在德国儿童之间，自顾自地玩着“打死我也不说话”的游戏，这些桥段，莫不令人捧腹，而在笑之余，也十分辛酸。

《汉娜·阿伦特》：看穿“平庸的恶”的女人

她提出了两个极有争议的观点。第一个是，艾希曼作为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不是像以色列检察官指控的那样，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蓄意组织者，而只是机械执行命令的普通官员；阿伦特说他只是“时代旋风中的一片叶子”，说他“不是恶魔”，而只是“一个小丑”。那本书被广为引用的副标题“平庸的恶”也由此而来。阿伦特的第二个观点是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委员会”与纳粹串通一气大规模谋杀自己人。他们帮助纳粹集合受害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车。“对犹太人来说，犹太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的故事里最黑暗的一章。”

《莎拉的钥匙》：是谁在为历史唱挽歌

影片最后三分之一充满了一股浓郁的民族意识。站在当下反思二战排犹历史的电影并不罕见，通常主角是带有历史伤痕的当事人。不过当过去的许多影片从笼统的人性与人类角度反省历史残酷时，这部电影却是从民族角度回顾过去，更进一步说，是通过理解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延续法国（或欧洲）的民族记忆、籍此确认这个民族在当下世界的位置，并笃信清晰的历史记忆有助于一个更“正确”的美好未来。朱莉在调查同时发现自己怀孕，丈夫因希望开始新的生活而极力强迫她流产。但朱莉依旧坚持生下这个小女孩，这个女孩是伯纳德这样一心奔向未来世界的人眼中的负担，却是朱莉所坚持的民族记忆的延续。

《朗读者》：若隐若现的罪恶情结

通过这部影片可以考虑很多问题，把责任归咎于小人物的思想意识没有用，一个像汉娜这样的寻找工作、后来又由于当时的思想意识而完全破产的小人物别无选择。它触动了一个德国人个人人格进展过程中的悲剧，即使过了很多年之后，德国人仍然必须面对今天依然存在、依然固有的一种心理现实。影片再次提出了一直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同恋母情结相关联的这名男主角的不成熟、无能和个人的退缩，另一个是在该国人民社会团体中引起的共鸣和反响，该国人民尚未找到自己的自然本性，随之而来的是，尚未实现历史的跨越，因为它仍然被它自己制造的一切所羁绊，这是其过去年代的幼稚所带来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