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桥梁而引进的。在其创始期,呈现出错综复杂、多元发展的状态。主要的社团,无论在演出宗旨、艺术追求,还是演出形态上都是不同的。
偏重西方戏剧原态演出的,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春柳社。创始人李叔同等人主要受到日本新剧(西方戏剧演剧形态)影响,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第三幕,获得中外人士称赞;不久,又演出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
任天知和他领导的进化团主要受日本新派剧(结合日本歌舞伎等形式的一种演出形态)的影响,时值辛亥革命前夜,演出了《血蓑衣》《安重根刺伊藤》等剧,轰动长江两岸,使文明戏乘势而起。孙中山曾对进化团给予赞扬,为其写下“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为革命所鼓舞的从事新剧的人士,面对残酷的现实,有的从狂热走向消沉,有的则把戏剧作为生存手段,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
1913年秋,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在上海推出十本连台戏《恶家庭》,演出轰动一时,引起新剧界的震动。该剧是一部表现世俗趣味和因果报应的家庭剧。一些商人见演文明戏有利可图,于是,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林立而起,所谓新剧目纷纷出台。
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危机。看起来新剧从业人员增多,实际上鱼龙混杂,降低了素质。只顾赚钱,执意媚俗,使本来没有站稳脚跟的文明戏反倒失去了观众而衰落。但是,文明戏的成就也是不容否定的,它为后来的话剧扎根中国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