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剧本,徐冰团队在监控中找相应的镜头,实在没有合适的,再修改剧本,最后产生了五六个版本。有一次,影片需要一个在山路上的场景,得是下着雨的夜晚,还要有车开过。团队成员就去查天气预报,看看已有监控的区域里,处于山区的地方什么时候下雨,等到想要的雨天了,再去等一辆车驶过的瞬间。
而另一段内容没有那么幸运。剧本写到男主人公柯凡入狱,但团队并没有取得监狱里多合适的画面,只好放弃,直接用“三年以后”来跳过这一段细节。
他也利用这个特殊的手法,结合到佛教的概念,“电影里,其实主角是不存在的,由不同的人构成主角,就是肉身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灵魂和来世。影片在形式上,由替身推动故事,实际上,跟内在的内容表述是相关联的。而错乱的时间也是相似的意味,不同时间段的时间碎片构成一个故事,跟不同的人构成主角相互呼应。”徐冰说。
徐冰相信观众早已被培养成能够习惯这种表达模式,“通常,他们看电影一部分是看故事和主角怎么回事,但很大一部分时候是去看明星怎么演这个角色。也就是他们在进入角色的同时又会出来,这个东西帮助了我们。”
从西方回归中国
就像监控中瞬息万变的意外,徐冰觉得自己在中央美术学院与版画产生关系也是偶然的幸运。
版画的本质,包括了在母版基础上,对拓版的复数性生产。这使徐冰觉得,这个画种天然和当代艺术有着连接性,比如现在的数字影音、手机等触手可及的生活用品都时刻体现着复制生产的结果。在这样的复数性生活环境里,徐冰把这个概念通过这次的电影作品构建出“复眼美学”。
但最初进入美院时,徐冰对版画是抗拒的,觉得一般百姓不太喜欢。他想学油画,因为很国际化。其实,学院已经给学生分好了专业,由于教授版画的一些老先生年纪大了,准备先挑选优秀的学生,培养成将来留校的老师。徐冰就被挑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