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闺秀画像中的家国
文/王璐
“在一幅画里，除了线条、色彩、形状与内容之外，也有比人们通常认知来得广的一个额外的向度，那就是固化的情感。当一位观者看一幅画时，情感又再度从画里流出，进入观者的感知。在一幅画里，行动是固化了，或定住了的；但甚至在一幅画里，行动永远不会真的固化或定住，却是继续流动的。”这是美国哲学家赛斯对绘画的一种观点，也正是一位老人绘画的精髓。
老人名叫杨天波，出生于1930年代，逝世于2014年。75岁之前，老人是一名退休的生物学教授，她与艺术之间唯一的关系是培养出了一位在清华大学从事艺术研究的儿子李睦。然而75岁之后，却忽然“觉得自己应该画画”，从此一画就是六年。直到81岁时因老年失眠，白天需要休息，精力不足，杨天波老人才在去世前一年搁笔了。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反而成就了杨天波老人画作中一种回归自然的天真。用李睦的话说，“妈妈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用绘画浓缩了她的生活，她把生活彻底的艺术化了。”这种艺术化了的生活，无法用简单的艺术创作来概括，也不仅仅是爱好者的自得其乐，而是寄托了一种对生活本身的回味和思考。“绘画进入了她的衣食住行，她无技无畏，充实快乐，像是换了人间。”
当绘画进入生活，生活也会随之改变。过去记忆也随着老人的画笔重新鲜活了起来。在一幅画中，老人绘制的是自己两岁左右的记忆。当时老人和母亲生活在成都西御街，母亲29岁左右，因为有个漂亮的女儿，所以总想变着花样打扮她。于是有天买回了一件白色小旗袍，上面有朵大荷花，尽管年纪不大，当时的杨天波却有自己的脾气，她不喜欢，于是不穿。母亲很生气，硬是在女儿的哭声中把旗袍给她穿上了，然后还拉着大哭的女儿上了街，想给街坊邻居们看看女儿有多漂亮……
这张画作在杨天波老人的女儿李斓眼中，无疑是一封邀请函，邀请她和家人们经由画作的索引，进入家族过去的历史当中。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家人们从杂乱、破旧的楼道壁柜里的雨鞋、洗脸盆、废报纸中发现了两百多幅画。除去临摹作品外，很多画作都是杨天波老人根据老照片重新演绎的。
藉由这些照片，李斓得以重新发现画作背后的家族史和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他们，从滚滚历史中，走到了眼前。她将这些故事整理成一本《民国闺秀画像中的家国》，生动地再现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人生风景。这些无疑为杨天波老人的画作增添了一笔有趣的历史注脚。
“在一段时空中，他们彼此在偌大的土地上，貌似毫无交集地忙活着，不知彼此的存在，但其实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我们这些后代也一直在这条大毯子上，只是处在不同的位置。”李斓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三个家族的历史故事。
故事从20世纪20年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的四川说起，那是“我妈妈”杨天波和“我爸爸”李庆余出生、长大的地方。“外公”杨露是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叔侄的部下，曾与国民政府高官王缵绪、何应钦，中共元老瞿秋白等人有过交集；“爷爷”李孟凡则曾在重庆蜀军都督府当差，创立过重庆著名的茶馆——长亭茶馆，还曾入袍哥组织做过某地域“大爷”。除此之外，作者还记录了“我婆婆”的祖父李廷玉从前清遗老到民国实业家、政治家的故事。
在蛛丝马迹之间，李斓挖掘到了一些有趣的巧合，例如，在20世纪前三十年，三位“老祖”都经历过了一些类似的事情。爷爷李孟凡一心想去日本留学，且靠自己的智慧考取了赴日本留学的高额奖学金，但不幸被抽大烟的父亲把钱抽光了。李廷玉老祖于1906年赴日本参加东京博览会，实为秘密考察军务(他曾专门写有《东瀛记程》一书)，而外公杨露则于1931年在东京读书。他们三个人，一个东京留学梦破碎；一个因“九一八”事变而愤怒回国；另一个则作为清政府的军事间谍，在东京“游荡”了不短的时间。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杨天波从小就养成了无拘无束的性格。1939年11月，蒋介石命令西康省成立“西康省军官区司令部”，外公任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为此组建了学习社，杨天波一家当时都住在西康。
在杨天波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可以任性、可以调皮。“有一天她提着个小画板，在上面画了一个大灯泡，还在四周画上闪闪的光芒，画完就高喊‘灯泡’！然后还用小棍‘当’地敲了下黑板，再扭头看她那秃头弟弟的反应。那时候小舅头上长疮，所以必须把头发都剃光了，看到弟弟气鼓鼓的，妈妈(杨天波)再次敲黑板并高喊‘灯泡’，被如此嘲讽的小舅显然明白姐姐在嘲笑他，终于心有不甘地尖叫、抗议起来。外婆听到后，冲进来就朝妈妈后背捶了两下，然后妈妈也大哭起来，闹得本来正在屋内读书的大舅不得已坐起来装成大人的样子说，‘还是我来收拾残局吧。’”
在孩子们的记忆中，杨天波性格活泼，好奇心强，似乎对所有的事物都有兴趣去发现、去了解、去绘制。尽管也时常感到害怕，怕自己不专业、画不好，但每次她的热情总能战胜她的胆怯，总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画好。在绘画题材上，除了临摹大师、画自画像、画家人肖像、画动物之外，她还会画报纸插画、画新闻联播、画唐诗宋词。画画的材料也千奇百怪，有时她会把药盒拆了画在背面，或者直接画在报纸上。
在杨天波老人家里，有一本快被翻烂了的《唐诗》，她用“笨拙”的形象去描绘心中的诗意，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画得好，几乎每张画都觉得有所遗憾，但又回味无穷，绘画带给她的正是无穷的快乐。对此，李睦说，“她常对我说：你画画是不是有我的遗传？我是不是也应该临摹你的画呀？可她那里知道，我远没有她画得快乐。”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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