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其实，在古代实行以科举选拔人才为主的制度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的官员都非常重视后代读书，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家庭教师。
不许儿辈出入公门，不许乘车，要做善事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家，没有如今发达的通讯工具，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员的“家书”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
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记载，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产业上，要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等等。并且，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
此外，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等等。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惟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历史上的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贤臣。
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官至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的陈宏谋，在清代广西籍官员中职位最高，任官时间最长(48年)，历经省份最多(12省)，政绩卓著，在民间影响很大，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甚丰的学者。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教育子孙后代要珍惜劳动所得，不要铺张浪费，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他人。
众所周知，《曾国藩家书》极其有名，近1500封书信，其中很大篇幅是曾国藩教育儿辈读书、做文、做人的文字。譬如，在家书中，曾国藩一再表达：“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这对曾氏后代影响甚大。
虽然，很多高官处心积虑地教育约束后代，然而，“官二代”举动出格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可见，古往今来，教育好后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官宦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