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上，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明交往

萨珊波斯亡国影响了唐朝与波斯的政治交往，但双方的商贸、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被称为“藩客”，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唐代高僧鉴真发现，仅海南的波斯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中国史籍称波斯商品为“波斯货”，波斯人在中国南方素有“舶主”之称。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唐代诗人李珣就是波斯后裔，被称为“李波斯”，他撰写的《海药本草》是《本草纲目》的重要参考。一些波斯商人“安居不欲归”，甚至被授予高官，其中尤以安附国和阿罗喊为要。杜环的《经行记》和波斯人忽尔达兹比的《道里与诸国志》等记载了唐代两国的民间交往。

密切的经贸交往促进了波斯文化东传，“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三者皆由波斯人传入，后两者于唐代传入中国，并随着大量波斯人来华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摩尼教影响最大，一度成为回鹘国教，直至明清才逐渐消亡。波斯文化作为异域文化也吸引着唐人效仿，胡饼、胡乐、胡服受到青睐，唐代文学有许多描写波斯文化的诗句。

元明时期，宋代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勃兴，东西方交通臻于鼎盛。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元朝与统治波斯的伊尔汗国是宗属关系。合赞汗时期，伊尔汗国的驿道直通中土。《金史》有云：“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伊尔汗国统治者皆获得元帝册封，元朝赐之以篆有“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宝印。伊尔汗国奉元帝为宗主，对元朝遣使不辍。明朝初年，帖木儿3次遣使明朝，递交国书和国礼。1395年，明朝使臣傅安也曾回访帖木儿帝国。1405年，帖木儿暴毙，沙哈鲁继位，中国史书称为“哈烈国”。从1368年到1581年，波斯遣使中国50余次。永乐年间，明廷派遣陈诚3次出使哈烈国。1417年，明朝的使团高达300余人，哈烈国回访使团更是达到600余人。明朝在波斯的政治影响甚大，甚至调解波斯的政治纷争。明朝给哈烈国的国书中称：“永结成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随所愿。”嘉靖朝不堪入贡之重负，限制西域诸藩入贡，至此中国与波斯的联系日渐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