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例说，他熟悉的一位官员刘文清服阕到京，命署缺，吏部竟以原籍文未到而驳之，这是典型的只信条文不信事实，真是岂有此理、竟有此事！一个人丁忧三年，回来复职，按理说，三年时间，一般不会骤然变老，一看就知，不会辨认不出来，何需验看，但是现在竟要验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怪事，就在于吏治腐败，胥吏以例治事，不看实情，“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谵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
免除回避旧规，减少胥吏舞弊机会
官员任官回避本省，对于减少官员徇私机会或行政障碍，本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对于官员熟悉地方民情风俗，则构成很大障碍，这给胥吏蒙蔽官员、营私舞弊留下很大空间。
对此，冯桂芬提出免回避的主张。他说，三代之时，无论世家还是草泽，俱任于其国。汉代、唐代、宋代，官员也没有回避本省的规定，汉之朱买臣、元魏之毕安敬、唐之张汉周、宋之范仲淹，都在本郡担任行政长官。明代始有南北选之例，后遂定为回避本省，一直延续下来。
对于官员回避本省的一些理由，冯桂芬作了批驳。回避论说：“官于本地，关说之径路熟，恩怨之嫌疑多，囊橐之取携便而已。”冯桂芬认为，这一说法是片面的，“不知营私固易，举发亦倍易。阿比固多，责备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孙室家之所托，立身一败，万事瓦裂，非一官传舍之比，乡评之可畏甚于舆论。愚则以为官于本地，较之他乡倍宜自爱自重，亦人情也”。冯桂芬指出，回避的结果，增加了为官成本，加大了行政的难度。
冯桂芬批评官员回避本省之例，“显背三代圣人之制，酿民生无形之害，开胥吏无穷之利”。他主张，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特简者不论外，府厅州县各官，用宋朝官僚“无过三十驿之法”。一驿为三十里，即无论有亲无亲，皆选近省，县丞以下不出省，这样，于国于民，均有益处。冯桂芬是官场过来人，他的这一主张，自有其合情合理之处，赵烈文、陈鼎等都认为此议可行。
优给工食，量予出身，提升胥吏素质
陈炽对于胥吏从同情与理解的角度出发，指出胥吏也是人，饥欲食，寒欲衣，父母妻孥，仰事俯畜，养家糊口，而他们待遇太低，岁给工费，不足供数日之餐，要他们不舞弊，那岂不冻馁而死？他主张，“宜筹闲款，优给工食，务足以养其身家，而后严定新章，禁绝需索，续有犯者，处以极刑，则法令行而生命重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