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陈炽主张，对胥吏社会地位、政治出路都要酌情考虑，“宜令公正者得保乡官，酌量才能，授以散职。惟差役贱隶，人所不齿，故虐民最甚而积弊最深，宜择安分练事者，或赏给顶带荣身，或咨送勇营补给粮饷，著有劳绩，一律保升，则上进有途，而人思自奋矣”。
总之，减其额，恤其家，重其赏，严其罚，这些胥吏，素知国法，亦具人心，也就会改邪归正，不至于像以前那样索贿营私、殃民害政了。
对于如此严重的胥吏问题，还有一些敢作敢为的官员也曾提出一些救治之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改善。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就颁布过《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与《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并尽力付诸实施。他规定，手下官员必须勤政、廉政，不准受贿，不准勒索，审案必须尽速，不得拖延；必须严格约束胥吏；州县官员必须亲自接案审案。左宗棠、彭玉麟、丁日昌、张树声等地方官员，也曾在约束胥吏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效果均很有限。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