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说的是当时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呢？197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刊发了一条消息，说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出售外国文学名著。新华书店不就是卖书的吗，出售世界名著还用发消息，而且还是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对！因为那些书都曾经是禁书。所以当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解禁这些书的时候，就出现抢购图书的情形。在1977年、1978年的全国书店里，都可以看到人们疯抢图书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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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当我和我的同学把我们的记忆，用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时，我觉得，我们终于做了一件该做的事。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而是一种自觉。
我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母校读研究生，后来还留了校，所以我有三枚校徽，白色的、橙色的和红色的。学校更名后又有了第四枚校徽。可是在我心里属于青春记忆的还是末代工农兵学员。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强调“末代”呢？1976和1977，我们这两届学生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在新旧交替的节点上，我们对新和旧都有自己独特的目光，希望我们的求学经历是一个终结。
（敬一丹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