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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恒函授学校

2016-04-03 09:34:06      参与评论()人

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出国考察,徐伯昕与友人前往送别。前排左一徐伯昕,左二邹韬奋。

孙起孟解放后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任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

《上海书评》3月20日所刊许礼平先生大作《会万种人 做万件事——记香港出版界泰斗蓝真》,披露了许多已故出版家蓝真先生(下文沿用许先生的称呼“蓝公”)少为人知的往事,令人眼界大开。文中提到由生活书店办的“一个二线的教育机构”即持恒函授学校,并引用蓝公文字(《一个失落了的约会——怀念持恒函授学校好友郑新》)对该校作了简要介绍。这引发了笔者的好奇,于是下了一番钩沉工夫,打捞起若干历史断片,借《上海书评》一角,与同好交流分享。

王仿子在《徐伯昕在香港生活书店的日子》(《出版史料》2005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创办持恒是“为了纪念韬奋先生,继承他为自学青年服务的遗志”,“开头想取名韬奋函授学校,因为考虑到要吸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员,才定名为持恒函授学校”。这与蓝公所说“为自学青年服务是韬奋先生的遗愿,原拟定名为韬奋函授学校,因考虑这名字太响,为便利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参加学习,故命名‘持恒’”是吻合的。王文还提到创办持恒的目的,蓝公却未曾说及——

创办这所学校,也是一项培训出版后备力量的工作。在1939年生活书店的全盛时期,有400多工作人员。经过几次反共高潮的摧残,到1948年,除了派往解放区的一部分干部之外,在香港、上海、重庆的干部不足百人。伯昕同志面对全面胜利的新局面而干部不足,深感忧虑。他在《准备》(笔者按:指徐伯昕为香港复刊的《店务通讯》写的《认清目标、努力准备》)一文中说:“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人民胜利后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进步文化事业普遍到全中国,为人民大众忠心服务。而我们的干部呢?我们每一个工作同人,是否已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又说:“要有计划的吸收新干部,加紧教育训练,并且团结旧干部,把分散在各处的优秀老干部有计划的组织起来。”持恒就是一个“教育训练”新干部的场所。伯昕同志是持恒的奠基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孙起孟任校长,总务主任程浩飞,教务主任胡耐秋。孙起孟在《怀念徐伯昕同志一件往事》中说道:“持恒函授学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办起来,为广大青年(不少是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有志青年)服务。取得积极效果,这和伯昕同志的极大努力分不开。”

关于持恒的教材,蓝公只简单说了一句“教材由教授自编、学校自印,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讲义只能是刻钢版油印”,曾在持恒学习过的吴长翼在《记50年前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新文化史料》1998年第1期)中的记载则详细许多——

各科教材由学校自编,不同于一般课本。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现代国际关系,都结合社会上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讲唯物辩证法,讲国内外形势、经济问题;文学作品,选读左翼作家和解放区的作品;英文教材,选用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教学方法,由任课教师就一周内的学习材料编发“学习指导”,提示要点,布置作业。学友参照“学习指导”学习,通讯研究,按时交寄作业,经教师批改后发还。当时还没有电化设备,课程不得不限于可以通讯教学的科目,对象不得不限于具有基础知识的青年。

除寄发教材外,还应学友要求,附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群众》、解放区小说等书刊。

吴氏在此文后记中说,他“是1947年10月参加香港持恒函授学校学习的。先读‘现代国际关系科’,导师为张铁生(50年代任现代国际学院院长);后读‘文学作品选读与习作’,导师为邵荃麟、葛琴。两科讲义都是蜡纸刻写油印的,字体工整,印刷清楚。文学科讲义1949年曾由实践社出版发行,书名为《文学作品选读》”。这样一来,蓝公语焉不详的教材与讲义都有了下落,可以一窥当时左翼文化人的知识背景。

吴文中提到的“学友”很值得玩味,这既是该校同仁彼此间亲切的称呼,也被用来命名校刊。这份名叫《持恒学友》的校刊由总务主任程浩飞主编,“自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共刊印8期”。

尽管它的生命如此短暂,仍比学校活得长久,前述王、吴两文都提到,由于“法币”贬值,“持恒”创办没多久就开始负债,经济上无法维持;国民党政府对持恒从香港寄到内地的讲义、书刊也严加检查,“学友们被警告被传讯的事不断发生,无法继续坚持学习”;“在持恒执教的进步学者与文化人陆续奔赴解放区,导师的补充也出现困难”。1948年9月底,持恒被迫停办。

许文中说,持恒解散以后,“蓝公回生活书店工作,当收银员、营业员,旋任总务兼处理读者通信事务”,其实,他还是想方设法将持恒以另外一种形式坚持了下去,据吴长翼回忆——

“持恒”停办以后,蓝真、翟暖晖、张永年、陆正谊、许显、包孝均、邱国忠诸位学友经程浩飞老师的活动和支持,于1949年初成立“持恒之家”。第一位家长是翟暖晖,第二位是萧仲昭。每周集中学习一至二次。学习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土地法大纲》,等等。经常到“家”里来的除港九学友外,还有从东南亚、柬埔寨来的青年。“持恒之家”不光是给持恒学友一个学习活动的场所,还给海外归国青年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欢送过一批又一批青年归国,参加粤桂边纵和东江教导营。

短短一段文字,信息却极为丰富。从中不难发现,小小的“持恒之家”不仅仅局限于学习文化知识,实际已成为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基地。蓝公在《走上“为读者服务”的道路》(《出版史料》2008年第3期)一文中说——

三联书店主要奠基人邹韬奋先生是位真诚爱国者,坚贞民主斗士,杰出出版家和新闻记者,我敬佩他铮铮的风骨,他编译的《文豪高尔基》是我启蒙读物,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提高我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情。为了追求知识,我经常向“生活”邮购书刊,成为它亲密的读者。后期它的《读书与出版》月刊,是我必读刊物,1947年秋从里边我得知“持恒”开办的讯息,而参加“持恒”。最后成为“持恒”“生活”“三联”的工作人员直至现在,这是我人生道路的最好选择。

或许,这是整整那一代曾在持恒学习的青年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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