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5日，徐家汇恒悦轩外，陆老师生前与本文作者的最后一帧合影。
陆谷孙夫妇年轻时的合影
陆谷孙先生与侄女
陆谷孙先生今年5月摄于苏州
我们多年来相互的了解，在有一点上是相互认同的，那就是我们平时在自己从事的教学、研究领域里，都不愿意多跟政治沾边，但是作为你所说的“知识人，思想人，道德人，性情中人”，实在又不可能效深山隐士，对世间事掩耳遮目。
再聊一个晚上，好吗？不过这一次，只能是我的独白了。你英灵在上，就静静听着吧，若有会心之处，就还是像你以前那样，很开心地笑一笑，点点头，怎么样?
7月23号早上，我在首尔，收到“竹林七贤”微信群里范家材老师的短信，说你再度脑梗中风入院。我知道这是两年来的第二次了，听了心直往下沉。捱过了hope against hope （又一个无从翻译的短语，“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挣扎”？）的五天之后，28号，医院宣告你走了。那一天，是我六十八岁的生日。
那五天，从惊愕、难受、不舍，到渐渐接受严酷的事实，时间过得很慢、很慢。25号，勇民去医院探望你，发微信来，说你虽然手冰凉，可是面色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后来我意识到了：23号午夜前，你忽然失语、伏案不起的那一刹那，就已经飘然而去，走得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你走得爽快，走得潇洒。也好，你那“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不用再去“撞击现实主义的铜墙铁壁”了。
我在延世大学的课还没完，没能去上海参加你的葬礼。不过我知道，对你说来，那并不重要。你说过，想租一条船，从十六铺开到吴淞口，撒掉骨灰，from dust to dust （归于尘土），然后让大家洗洗手，回到船舱开一个派对，不许说到你生前如何如何，就这么结束，也省得后人一到清明还要来祭扫。我跟正因高血压在美国卧床服药的智玲通微信，提到你这种浪漫的情怀；我同意她的回答，你是“公众人物”，即使她能回来，也无法做到。好在无论如何，你管不着，也不用管了。
似乎才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结识，已经三十九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江西闯荡了六年，1976年年底，刚刚调到苏州铁路中学。“文革”后期，大哥在译文出版社接一点“内部参考”的翻译为生，1977年的愚人节那天，他被调到淮海中路622弄的《新英汉词典》组，朝八晚五地开始上班。6月的第二个周末，我照常在周五晚上用“通勤证”坐火车回到上海，大哥让我第二天跟他去“认识几位年轻的朋友”。11号那天，我们去了，就这样结识了任治稷、翟象俊和你三位。你长我八岁，那一年，你卅七，我廿九。
虽说是初次结识，我们并不陌生。大哥早从徐燕谋老夫子那里听说过他这位得意高足的你。三姐叶令1962年自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研究生。翟老师、翟老师的夫人夏孝川，还有你，也是那一年从外文系本科毕业考上了研究生，你也就此正式成为老夫子的弟子。那时候复旦的研究生不多，你们互相都很熟悉，特别是曾经一起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互相有了坚实的信任基础，成了同窗挚友。
四姐叶逢，1962年从市三女中考入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与日后成为我姐夫的张叔强成了同窗，当了你们的学弟学妹，做了任老师以及“文革”中含冤离世的刘德中、杨必的学生。你后来在《余墨二集》的《忘记意味背叛》那篇里写到了“生性疏宕不拘”的她。是啊，1965年，国内的政治气氛已经是阴沉沉山雨欲来，她却依然如旧，居然在那种环境形势下还在写日记，并且还把日记本丢了，被某位心怀叵测的同窗上交“组织”。事后看来，那本日记里面其实也没有多少“要命”的言论，无非是想不通，为什么连莫扎特贝多芬那样美好的音乐，普希金屠格涅夫那样美好的文学，都不能见容于世云云，诸如此类罢了。当时的外文系领导，也不过就是组织了几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会，让她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写了检讨，就算过关了。当然，这些还是全部被做下记录，纳入了当时人人一叠的“档案”。到了1968年春天，大学开始了一波揪“反动学生”的运动，就像你在那篇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她首当其冲，被隔离审查，她的日记内容被抄录成大字报，贴遍校园干道，系里的红卫兵二十余人，列队进驻我家三天，试图对我们全家人“各个击破”，交代“反动言行”。当时家里正好等米下锅，连我去马路对面的粮店买米，也得由两名红卫兵跟在后面护送。被关押在九号楼三楼的她，听说复旦去抄家的消息，也许觉得连累了全家，气急攻心，半夜里趁看守不备之际，从窗口一跃而下，所幸前半夜暴雨倾盆，她恰巧跳入一摊积水，跌断了大腿骨，立刻被送到五角场的二军大附属医院急救，日后震动全市的二军大两派激烈的武斗，此时尚未发端，所以大夫还得以做了成功的手术，她不光捡回一条命，而且所幸也没有落下残疾。
回过来又说我们结识那一天，虽然算是初次相逢，但三位之中，我其实早已见过你。时间得回溯到十五年之前，1962年的春天，当时叶逢还在市三女中，你也还是复旦的本科生。有一天下午叶逢回家，带回了英语老师给她的好几张入场券，周末去市三的大礼堂观赏你们排演的英文话剧《雷雨》。那一晚大哥、叶令、叶逢和我都去了。我那时还在家里自学，要到那一年的秋天才以同等学力考入五四中学的初中就学，不过那时大哥教我的英语，已经快要读完狄更斯的《双城记》原文，而曹禺的剧本也是早已读过，所以那晚的演出，尤其是你所扮演的大少爷周萍，风流倜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后来叶令与你成为研究生同窗之后，偶尔也会带回你的英文作文与我们共享。其中那一篇“Sunset, Mother and Home”（《日落、母亲和家》），我读后爱不释手，全文抄入自己的笔记本中。所以那天下午见面，用一句俗套，我是“仰慕已久”了。
结识你们之后，我就不揣冒昧，登门拜访了。那年头，我们毋需预约而常做这样的不速之客。第一次到蓬莱路24弄拜访你，是一周之后的星期天（6月19号）。我总是骑自行车去，那时的上海，街上除了公交车之外，没有多少汽车，骑自行车也没有什么单行道。记得后来有一次跟你说起过，每次去府上拜访，在回忆中都是一番特别美好的经历。我从华山路长乐路口的家中出发，从长乐路、东湖路直上淮海路，然后一路东行，到了淮海东路的尽头右转，接下来的道路，虽然陈旧、狭窄，路名却诗意盎然：露香园路、松雪街，由庄家街过静修路、梦花街、文庙路，折入学前街，就到了蓬莱路。听听这些路的名字！你住的3号，是一栋结构与石库门颇为相似的房子，三层正房，后面两个亭子间，楼顶有个晒台。前门楼下有个小院，我总是在前弄叫门，有时候是你，有时候是智玲，从三楼的小阳台伸出头来，看见是我，笑一笑说“来了”，然后下来开后门让我上楼。到我1982年11月20号去国之前，我先后去拜访过你八九次，最后一次去告别，是离华前一周的14号跟哈聪一起去的。现在已经不记得每次去拜访谈些什么了，只记得自己曾经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几篇英文习作请你批改。你很快改好了，还写了英文的批语，上面也画了以后你的学生所熟悉的大眼睛，对文中的错误作为警示。
初结识时，我还是苏州铁中校办工厂的二级钳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次，作为当时所谓“领导阶级”一员的我，并未动心。到了1978年的年头上，铁中的领导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会英语，软硬兼施，把我调去当英语老师。我实在不想以中学教师为业，于是决定参加那年夏天的高考。中学时代，我的数理化成绩本来不错，可是十年下来，荒废殆尽，所以我决定报考英文专业，临时抱佛脚地准备起来，不至于太费事。填志愿时，大哥建议我填上北大，说是去那儿比较学得到东西。我事后猜想，也许因为叶逢的事过去才不过十年，大哥还心有余悸，不愿意我这个“反动学生”的老弟再进复旦。我偏偏倔强，觉得叶令、叶逢在复旦求学一场，没有做过什么亏欠母校的事，我自可以毫无愧怍地跟上她们的足迹。复旦，对我来说，从来就是我耳熟能详的徐老夫子和林同济先生等前辈的复旦，是当时业已辞世的刘德中、杨必的复旦，也是任、翟和你三位的复旦，所以我没有听从大哥的劝告，还是去了复旦。进校之后，不少老师知道我是叶逢的弟弟，反而对我格外亲热，毕竟那个黑白颠倒的荒唐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想想我们这三十九年的交情，背景里始终有一位莞尔微笑的长者。我说的自然就是你的恩师徐燕谋先生，我们的徐老夫子。大哥廿一岁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时，正值八年抗战胜利之际，大哥的第一份工作在上海高等法院，成为院长郭云观先生的下属，盟军在上海建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大哥就任翻译官。两年后，大哥到了光华大学英文系当助教，从爱丁堡大学获得文学硕士返华的周煦良先生任系主任，徐老夫子是教授。大哥就这样与周、徐二位结为挚友。周先生长大哥十九岁，徐先生十八岁，所以大哥跟他们，就像我跟你们三位一样，是亦师亦友的交情。
“文革”中老夫子麾下的得力助手刘德中、杨必惨死，他心灰意懒，在1974年退休，本来已经不再过问复旦的事。“文革”过去之后，他对执教多年的复旦旧情未尽，主动出面写信给校长苏步青，力荐大哥去复旦任教。大哥去了，在复旦的翻译课上，我们兄弟二人又成了公开的师生。不过当时叔叔叶百丰（字颖根）也向华东师大的刘佛年校长推荐大哥。大哥在两校任课，因为师大在解决正式编制上抢先了一步，终于在师大落户。当年大哥曾多次带我去武定路鸿庆里徐府觐见老夫子，我随侍在侧，听他们二人海阔天空地纵谈。我进复旦后，去得更勤了些，后来有几次是单独骑车去的。我明白老夫子虽说已经退休，不问世事，可是心里毕竟还挂念着学校，每次去，总把在外文系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事无巨细，跟他汇报一番，他总是笑眯眯地听着，不时插进一两个问题或是评语，兴致来时，招牌式地畅怀大笑。1982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7月11日），我又去了一次，告诉他我大概不久就要赴美深造，他非常高兴，嘱咐我好好把握良机。当时没想到，这就是我见老夫子的最后一面了。
这两天我又在翻阅在哈佛研究生院期间，大哥从国内给我的来信。1986年4月12日凌晨一时写完的一封信里，大哥提到三月里上海成立文学翻译家协会的事，草婴担任会长，大哥跟你都就任理事。然后大哥写道：“27日开理事会，那天我很难受，因为走进会场，谷孙就小声告诉我徐燕谋去年忧郁症复发后，竟于26日凌晨投井自尽了（他的yard内有一口井）。他和刘德中（‘金童’）、杨必（‘玉女’）竟然全走此绝路，实在令人没想到。兄和他以前在光华朝夕相处，这次进复旦又承他大力推荐，骤然永别（而且他吩咐什么仪式也不举行，当天便火化），实在叫人悲怆。”1989年1月10日的一封里，大哥又写道：“到88年年底，兄重返大学，再作冯妇，瞬已十年。”接着他说起自己十年间由副教授提升正教授，然后忽然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头衔，“自己想想实在好笑，又不可大笑，免得成了赵云、牛皋……”然后大哥笔锋一转，“但十年间兄失去的也非常多。首先是父亲弃养，接着是颖叔去世，再就是我视作师友的老同事煦良和燕谋的辞世，所以前两年兄也的确有些迟暮之感，特别是在父亲去后，我和父亲相差不过二十岁”。他在提到老夫子的名讳时，又用括号加上了一小段：“上次我去厦门，林疑今一见我就说，‘我知道你，上次我去上海，徐先生见我就特意提到复旦新出的两位教师，一是陆谷孙，一就是你。’”老夫子去世那年，刚过八十。失去周、徐两位老友，对大哥打击很大，他在另一封信里说：“再过二十余年或二十年不到，兄也就要去了。”一语成谶，大哥在2004年5月去世，终年虚岁八十。家人知道他的心意，在龙华作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后就将遗体火化了，没有通知亲友。
二十年之后，为了纪念老夫子一百岁的诞辰，经翟老师和你的安排，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老夫子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和谢大任、周瓒武合编的《现代英国名家文选》。“文革”前期，大哥曾以此书的原版作为教材，继续教我英文。原版有钱默存先生的英文短序，你为新版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英文序言。我那一年12月回上海，你的第二个外孙女刚在美国出世，你来美探视，我们未能在沪见面。翟老师给了我一册新书，嘱咐我写一篇书评。前此我已经多年未以中文写作，可是这是老夫子的书，我必须写，而且必须写好。次年2月，我的《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一文成稿之后，从电邮发给翟老师，他立即转给你，你又立即转给了在《文汇报》任职、你尊称之为“宗兄”的陆灏。经他安排，略经删节后在《书缘》版发表，日后全文收入了文集《覆水年华》。这是我们一起为纪念徐老夫子所做的一件事，也是我通过你与陆灏老弟结上文字缘的开始。
想起当年将自己的英文习作给你批改，有一篇题作“Cloud”（《云》）的，你在后面写了一段英文批语，大意是责备我藻饰过多，行文华而不实。一点不错，当年读了东坡的《与侄论文书》：“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那时自己作文时，正是拼命要铺排出“五色绚烂”的阶段。最近十年来，我用中文写作发表的文章，你当面从不跟我提起，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你曾经称许我的《祖父叶玉麟散记》和评论吴兴华诗文的文章，让我高兴了多日。后来我在《余墨集》里读了你追忆师长的文章《秋风行戒悲落叶》，其中提到，你虽然是老夫子的得意门生之一，但几乎从未听他称赞过一句，“多的倒是批评和警策”。你说他在发还给你的作文卷上多处写着“勿无病呻吟”、“力戒藻绘”云云，又说有时你辗转从他人那里听到他对你的夸奖，“常乐不可支”。读到此处，我不禁会心一笑。我想：从老夫子到你，这批改作文和提携后进的风格，就是佛家所谓的“传灯”了。
你我这段交情里，背景中还有另一位蔼然微笑的长者。《余墨二集》卷末，有篇2007年春天你接受外文学院学生访谈的记录。其中学生问到复旦历史上你最佩服的人是谁，你说是谢希德先生。你说得真好：“第一，我觉得她比较了解培养人才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她由衷地尊重、爱惜人才——当然也有被蒙骗的时候；第二，我觉得她能够比较好地在政治和学术之间调节平衡。她当然有她的苦衷，但能够处理好前后左右的关系。她是深谙培养人才之道的这么一位教育家，与此同时，她又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能手。所以，我比较佩服她，可能和我与她接触比较多也有关系。她从来不咄咄逼人，她既有中国妇女的谦逊，与此同时，又有西方女性的交际手段，有亲和力。”至于这里说到她也有“被蒙骗的时候”，记得你我曾经谈起过，也颇有同感，好像她有时候会被你的小小说《人之子》里面的原型那样巧言令色的人忽悠。不过叶令不同意此说。她觉得谢先生其实心里对这些人的底细清楚得很，可是在国内的体制环境下，有时候需要用这种人去办某些事，所以其实应该也算得“知人善任”的例子，这是另备一说了。
借此机会，我也来说说谢先生。“文革”中叶逢出事之后，叶令也被隔离审查整整一个月，随后被分配去上海无线电十七厂工作，离开了复旦。“文革”过去之后，谢先生组建表面物理研究室，我进复旦那年，叶令已经重回母校。我有时去物理楼二楼找叶令，谢先生见到过我几次，无非是点头微笑而已。我毕业后开始在复旦任教，自己联系了赴美留学的事，因为大哥的约大同窗罗郁正先生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我就申请了印大的比较文学系，并且获得了奖学金。那一年，我参加了托福在中国正式举行的第一次考试，拿了一个六百六十的满分，而且还参加了GRE文学项目的考试，成绩也还不错。谢希德知道了，去问叶令，得知我已经有了印大的奖学金。谢先生本来跟我并不熟悉，可是她一听就跟叶令说，印大不够好，先不要接受，让她来想想办法。那年7月中旬，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亨利· 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正好去华访问，代表团里有好几位哈佛文理学科的教授，其中就有如今在国内颇负盛名的历史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先生。谢先生跟外文系系主任孙铢先生说了，让她安排我参加复旦的外事接待，陪同代表团作浦江游览。我懂得她的意思，那天自然是全力以赴，尽量让他们对复旦的学生有个良好的印象。随后谢先生亲自出马，跟哈佛方面联系，为我争取到了费正清中心给我在哈佛研究生院攻读的第一年奖学金。可以说，没有谢先生这位贵人主动为我奔走，我是不可能去哈佛的。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谢先生之所以愿意这么做，并非因为我是叶令的弟弟，只是因为见到了我的考试成绩。
我出国之后，你、我与谢先生的生涯轨迹里的又一次交集，发生在1984年的4月30日。你在《余墨二集》的《追记里根大总统听课》里描写过这件事。那天美国的里根总统到复旦，去你的课上听你讲莎士比亚。现在想来，这番精心的安排，其中一定有谢先生的意思，因为当时的复旦，要听外文系的教授以英文授课，舍你其谁？而且让演员出身的美国总统听课能接上话茬，莎士比亚不是最好的选择？
作为另一位外文系成员的我，在那天也插上了一脚，却不是母校方面的安排。此事网上误传甚多，有人甚至瞎编得活灵活现，我正好趁此机会说说我这当事人的经历。转眼我到哈佛攻读，那时已经进入第三个学期，1984年4月10号，周二上午十点，我从睡梦中被一个电话惊醒：“May I speak with Mr. Ye Yang?”（“我可以跟叶扬先生说话吗？”）一位美国女士一板三眼的声音。我懒洋洋、慢吞吞地答了一句：“S-pea-king.”（“正在答话呢。”）她接了一句：“This is Peggy Noonan, at the White House.”）（“我是佩琪·努南，从白宫打来。”）这“白宫”二字一下子打消了我的惺忪睡意，让我顿时全神贯注了。原来里根月底即将访华，去上海时要在复旦作演讲。白宫通过前一年曾邀请我去华盛顿远郊参加会议的美中交流协会，打听到了我，所以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总统传达的口信。我先客气寒暄了一番，说总统去复旦是极好的选择，接下来我说的一番话，后来被努南女士几乎一字不改地写进了里根的演讲，网上有案可稽，毋庸赘言。努南还要求我用中文说一句话让里根传达，我思索了一会，想了五个字：“我想念大家。”因为前面提到了我的“学生、同事、朋友和家人”，所以这句话比较合辙，也不太拗口。我在电话里逐字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提议他们找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人校正发音。努南在电话里学着说了一遍，荒腔走板，我真担心到时候台下听众会莫名其妙。后来听了里根讲话的录音，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总统毕竟是好莱坞演员出身，学得虽不能说字正腔圆，但是听众大概都能听懂。此外，我也借里根的金口，向谢先生表达了我由衷的尊敬和感激，称赞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可以再添加一笔的是，努南女士是里根的演讲撰稿人，共和党的文胆之一，如今已经发表了十一本著作，其中包括她在里根帐下服务时期的回忆录。此外，我跟努南通话不到一周之后的4月16日晚上，白宫的另一位秘书又打电话给我，问了我在复旦学习和任教的诸多细节，核实了上次跟努南通话时所说到的一些情况，这通电话距里根到复旦演说，已经不到两周时间，可见他们工作的细致入微。
1998年12月15日，我去国整整十六年之后，首次返华。回去的第二天，我先去探望了刚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做了外科手术的叶令，然后再去华东医院探望谢先生。那一年7月，谢先生查出癌症复发，延及淋巴，8月上旬，由上海的“第一名刀”沈镇宙大夫在华东为她做了手术，我去时，她还在做化疗，不过精神不错。看见我去了，她非常高兴，吩咐我应该回复旦做个演讲。第二天我陪同叶令的好友、专程来华探视的美国西北大学弗里曼教授夫妇去探望谢先生时，她趁便告诉我，已经跟你打了招呼，由你安排我在外文系讲一次，可见她虽在病中，做事还依然是那种始终如一的雷厉风行的风格。我跟你在电话中约定了时间，29日下午，我回到母校，你跟翟老师在校门外等我，我远远看见你，心下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当年分手时，你还是一头青丝，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你已经成了白发先生。后来我在你的书中读到，焦晃告诉你每天梳头三百下，可以保持黑发，不过我想你听了一定是一笑置之，绝对不会去照办。好在见面畅谈，你风华依旧，那一头白发，看惯了也自有一种潇洒出尘的风范。当时你就任外文系系主任才两年多，雄心勃勃，意气风发。你用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那首打油诗里的语汇，在外文系办起了“白菜与国王”讲座，我那天用英文作了一个有关中英诗歌比较的报告。1999年元旦，我又去探望谢先生并向她告别，因为第二天我就动身返美了。那一年的圣诞节，我照常收到谢先生的贺卡，像以往一样，里面总是打字的英文信，谈及她一年来的情况，她也总是用钢笔写上抬头的名字，再用中文写上一两句闲话。2000年3月4日，她在华东医院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从那之后，我回国日益频繁。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你就任扩建的外文学院院长，兴奋地“组阁”、搭班子，我们的老外文系出现了一番崭新的气象。2001年5月下旬，我回国只有短暂的一周时间，随叶令首次到你的第九宿舍寓所拜访，你问我想见见外文系什么人，我想起在哈佛结识的好友勇民，你立刻打电话把他找来，让我们重聚一堂，日后他接任院长，为我回母校略尽绵力提供了许多方便。2005年的百年校庆，我回国参加庆典，在全系大会上，你跟蔡达峰副校长亲自授予我顾问教授的证书。2008年，我回复旦讲授了一门研究生的课程，并且去旁听了你的英美散文课，弥补了当年没有机会承你亲炙的遗憾。最近这八年来，每次回国，都有见面欢聚的机会，心里从没想过，这种机会并不会天长地久。
每次回去，都拿到你亲笔签名的著作。2005年6月是《余墨集》。最喜欢其中的“师友忆往”那一辑，在文中提到的我所见过的复旦前辈中，让我得以重温对徐夫子和林同济、杨岂深、陈韵娟诸位先生的回忆。对我未能赶上的刘德中、杨必二位，又可以与叶逢、叔强对他们二位的回忆交汇，让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更为鲜活丰富。“美国札记”辑中的《纽约灰鼠自述》那一篇，则让我见到你偶尔也有童心大发、“老子故作狡狯”的一面。顺便提一句，你走后叶逢跟我通话，她说你一直是个很阳光的大男孩。她比你小三岁，这话说得有点“老嘎”，可是真没错。
2006年8月，叶逢叔强从上海带回你的《莎士比亚研究十讲》。这个集子里一共收有你的三篇英文讲稿。其中的集中第一篇“Shakespeare und kein Ende”（《“莎评无尽”》）是2004年12月你在复旦主办的莎士比亚全国研讨会上以院长身份所作的欢迎辞，虽然才短短四页，却旁征博引，从德国的歌德一直到当代的英国学者凯慕德（Frank Kermode）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巨擘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而且所引用的包括进入新世纪之后以至当年的四本莎学专著，包含了最新的信息，语言调皮诙谐。集中第二篇“The Open-Endedness of 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开放性》）是2002年4月你为复旦全校研究生所作的讲演，从人物、场景、语言三个方面入手，讨论莎士比亚的剧作在内容、作者本身、以及批评等三个方面的开放性和“彼岸性”，其中运用了许多现实生活里的例子，非常生动活泼。但是三篇里面我以为最为精彩的，还是集中第六篇“Hamlet Across Space and Time”（《逾越时空的哈姆雷特》）。那是你1982年8月与北大杨周翰先生一同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参加第十二届莎士比亚国际讨论会时提交宣读的论文，里面讨论了从林琴南到朱生豪的中文翻译，从《哈姆雷特》讲到《牡丹亭》，引用了迟至197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讨论《哈姆雷特》的专著，在当时国内的图书收藏环境之下诚属不易。不过我最心仪的，是就文字而言，这篇讲稿最为漂亮、讲究，字斟句酌，却又灵活流动，充分体现了你作为一位学者和老师的“表现欲”。文章开头的地方附有你参加会议时与四位西方学者留下的留影，你站在当中，手持饮料，笑容可掬，西装笔挺，风度翩翩。我就在那一年初冬出国，你那副容貌神态，正是当年给我留下的印象。
以后该有人来将你的英文文章编辑成集。除了上面说的这三篇之外，1998年回国时你送我的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弦歌集》里，还收有你的两篇文章，一篇讨论词典编纂的传统与创造，另一篇探讨作为学者与作家的翻译家，后者是你1995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再加上你为《英汉大词典》第二版所撰写的英文序言，为徐老夫子的《现代英国名家文选》重版所写的序言，还有为任治稷老师的《从诗到诗：中国古诗词英译》所作的序言，这不已经有八篇了，此外也许还有，得问智玲了。我觉得还应该包括你早年的作品，比如当年我全文抄录的《日落、母亲和家》。那是你廿二岁时的“五色绚烂”之作，从幼年间和母亲一起在姚江边散步的回忆，写到成年后茕茕独立在扬子江畔的燕子矶山头，以日落时分的美景，将过去和现在镕于一炉，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抒情散文。当然，出版之前，得有人好好作一番校订，因为《十讲》集当时的编辑工作做得不够仔细，比如其中的第二篇讲稿，很多讲到莎剧情节的地方，没有严格使用“历史现在时态”（historical present tense），就是一个疏忽的例子，成集时应该加以修订才好。
我去国之前，一共听过你三场英文演讲，一次是讲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还有一次的题目是“The Capacity of William 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容量》），当时的笔记没有保存下来，不过看来你后来已经用中文将之扩充改写，成为《十讲》集中的第四篇《博能返约，杂能归粹——试论莎士比亚戏剧的容量》了。此文从样式、情节、人物、时间和空间、舞台演出等五个方面阐述，随时以剧本中的具体细节作为例子，其中特别是有关时间和空间那一节，说到莎士比亚常将“过去”和“现在”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古中含今”的效果，甚具慧眼。此外，近年来我凡在课上讲授到戏剧，总不忘告诉学生，英文的“戏剧”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有“做、干”的意思，所以在剧场中表演，被观众听、看，是其第一义，而从白纸黑字读剧本，已落第二义，所以我非常高兴，你集中的好几篇文章，例如《帷幕落下以后的思考》《漫谈“驯悍记”和其他》（以及附录的《观剧评点》）和《莎剧的适演性与适读性之争》诸篇，都能就莎剧的第一义入手来探讨，这在国内的莎剧评论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
自2005年起，我们开始以电邮作英文通讯，几年下来，积累了近百封来往信函，打印出来将近七十页。2009年2月你送我的《余墨二集》，其中的许多篇，已经从电邮附件中先睹为快了。读《余墨集》和《余墨二集》里的这些文章，常常会想起我们私下的许多交流。徐老夫子曾有诗句云：“迅翁当时有言留，不与冤家好罢休。”近年来，比起我初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比较善于虚与委蛇，棱角不再如以前那样锋利分明，但是嫉恶如仇的你，对世间那些丑恶或是可笑的人和事，还是要嬉笑怒骂的。你在《逸致》一文里有一番自我描述，非常得神：“对于堂堂正正的批评，自问尚能问过则喜。如若朋而不心，玩弄魍魉小技，攻讦于阴暗，生患于不备，我的一腔老血还会激动，非报以颜色不可。……对激扬尘埃的屑小，不能客气。为此卷入是非，我不悔也。读书作文之余，‘与人奋斗’一两个回合，闲情更炽，逸致益浓，有何不美？”你的这两部文集里，像《犬儒》里的“某位资深教授”，《俯仰之间，不谄不渎》里的“某遗孀”，《平安夜不平安》里的那位同宗教授，《回忆的触媒》里的那位“同届学友”，《忘记意味背叛》里的A君和B君，小小说《人之子》的主角，《性情中人，又弱一个》里的“专业哭丧户”，都实有其人，也曾是我们见面说笑的谈资。记得那次你从电邮发给我《提升及其他》，文章描写自己历来提升职称的经历，我猜出了其中那位“去党委兴师问罪”的人物，你回信时用汉语拼音写下：“火眼金睛啊！”不过，既然你还是与人为善，并未直接点名，我们也就把这些旧账留待将来的掌故家去捉摸吧。若是这些人物自己见到，兴许良心发现，还有个忏悔救赎的机会呢?
我们多年来相互的了解，在有一点上是相互认同的，那就是我们平时在自己从事的教学、研究领域里，都不愿意多跟政治沾边，但是作为你所说的“知识人，思想人，道德人，性情中人”，实在又不可能效深山隐士，对世间事掩耳遮目。明朝东林党人的那副对联，是你我最好的写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因为如此，你去年10月给我的最后一份电邮，附件里是你给香港作家董桥的书信，最能引起我的共鸣，如今展卷再读，也格外觉得沉痛。你在信中说：“蜩螗世事，莫不关注，终致心忧神疲……”那天晚上你倒下之前，11:03给我的最后一份微信帖子，是河北邢台村民因洪水而罹难的消息……
一直到今年5月5号，我们在徐家汇的“恒悦轩”欢聚，智玲从美国回来了。每次她回来，你总是显得特别放松、欢快，饭后我们沿着小溪漫步，经过一带清幽的竹林，那天我们一共七位，我以望七之年，却是座中年齿最幼的小弟。回家以后我们组了一个微信群，称作“竹林七贤”。那天分别时，还像以往一样，挥挥手，用上海话说声“再会”。哪里想得到，这一挥手，才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此阴阳相隔了?
如今，你在哪里？我素来敬鬼神而远之，我一直信奉孔夫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相信你也是如此。可是话又说回来，你熟悉的《哈姆雷特》的台词：第二幕第一场，丹麦王子言道：“天地间的事物，霍拉旭，远远多过你的人生哲学里所能梦见的。”现在不是说有宇宙间第五种基本作用力，还有什么未知的暗物质？诚如是，我想你也许已经如愿，像你引用的东坡词里的句子：“几时回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抹云”…… ■
2016年8月26日
定稿于美国加州猿影斋
录入编辑：忻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