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你觉得谁好，那么你去买的时候，你的内心实际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或这件作品的心理价位了。即便是有再多人出再高的价，你也仍然要以最高价拿到手（当然是在条件允可范围内），即便是拿不到手，你也会认为它就是值这么多。反之亦然。比如一件胡适的小纸条，也许你最初的心理价位只有30万，但最后竞拍下来，推到了300万，远远超出了你最初的心理预期，但即便是这样，你也仍然会认为这300万就是这件小纸条的真实价格。因为你首先看重的是胡适这个人，当一个人看重另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心理价位一定是逐步升高的。当你心目中的胡适形象一旦定格，进入了你的心里，哪怕他的价格是天价，你也会认为是合理。鲁迅、茅盾、冰心等同样如此。
为什么说我们在对待民国书画尤其是民国书法的问题上尤其突出呢？因为古代名家的价格，基本已固定，深入人心。而民国书法，距离我们时代太近，在对他们作品及其书法史地位的判断上，见仁见智，他们的艺术史地位乃至市场价格，某种程度上就是评论鉴赏家、书法史家和买家群体心理共同主导的结果。所以，出现随意性或差异化的误读是常有的事。
某种程度说，一部民国书法史，本就是一部书法误读史。
误读本是平常事，并不奇怪。历史，也只有在不断地被误读中，才能不断地被正解。但此种正解，需要天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史家来完成。问题是，天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史家，也往往被误读被选择性遗忘。所以，长期以来，可能还是误读。因为按照常人的逻辑思维，一般是很难读懂天才的。就像拿我们现在的学科标准去评价民国那些学术天才，恐怕是要傻掉的。民国的很多学术著作，单从字数及体例来说，甚至未必比得过今天的一篇硕士论文，如果要拿今天硕士论文的标准去衡量，那是要闹大笑话的。我所说的被误读的民国书法和民国书法史，不仅仅是指那些被忽略了的书画家，甚至包括对一些顶级人物的误读，也同样存在。比如对康有为这样人物的误读，就一直没有断过。对康有为本人的误读，导致了对康有为书法和书法思想的误读，乃至对他的碑学思想的误读。近百年来，很多煞有介事者，一直就在不断地批判康有为，甚至以批判康有为为能事，而对康有为的误读，直接导致了对康门弟子的误读，对康门弟子的误读，又导致了对近百年来碑学思想的误读。因为，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影响太大了，整个近现代书法史，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康门弟子中，大多能书善画，且卓然有成，在民国书画史上甚至是排得上名号的，对他们的误读，就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对民国书画史的误读。
康有为《行书五言联》，上海博物馆藏
具体误读在哪里？一是以为康有为片面地追求所谓碑学，而贬低帖学，搞什么碑帖相分。很多人根本不读康有为的原著，甚至也不看他的书法原作，就粗暴地下结论，此种读书风气，贻害后世。当年对康有为进行批判的人，大多是他的政敌或对康氏有意见的革命派人士，这种批判，本身就是带着很多政治成见的，与学术思想和艺术无涉，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后来人在评价康有为的时候，就不能带有这种偏见。
二是民国书法史本身存在很多疏漏或偏颇，将本来属于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当作了一流人物，而很多本来属于一流或顶级的书法家却被遗忘。此种遗忘，有些属于自然遗忘，有些属于选择性遗忘。自然遗忘乃是由于后来写史者本身的素养所造成的，对于自然遗忘者，则应予以补缀。而选择性遗忘则属于不得不说的政治原因。但时过境迁，早就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
梁启超与家人
梁启超手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