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梁启超在世时，其书法史地位是非常之尊崇的，他的作品市场价格在当时也几乎是首屈一指，而梁逝世后，其书法史地位则由于胡汉民等国民党中央要员的政治打压，一落千丈，甚至一直影响到今日对梁氏书法的公正评价。此外，当时一批与康、梁交好或与北洋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书画家，如陈师曾、叶恭绰、周肇祥、余绍宋、金城、罗复堪、罗瘿公、姚华、严修、邵章、卓君庸、郑诵先等等，都被后来的书画史严重边缘化。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民国书法四大家”于右任、谭延闿、胡汉民、吴敬恒，都是国民党要人，这个所谓的称谓是带有明显的党派成见的。事实上，当时享有“四大家”盛誉的书法家比比皆是，光天津的严修、华世奎、赵元礼、王守恂就有当时的“四大家”之说，北京还有“四大家”之说，不论是天津四大家，还是北京四大家，其在当时的地位都不会比国民党所谓的“四大家”弱。今人眼中的民国书法史，几乎只能见到吴昌硕、于右任、李叔同、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潘伯鹰、胡小石、高二适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甚至有些与民国基本不沾边的也被塞了进来，却很少提及罗复堪、严修、华世奎、徐世昌、叶恭绰等这样的北洋政要，甚至连梁启超也可以不提。
于右任题章太炎祭黎元洪文稿跋（1951年），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如果我们谈论书法史，尤其是民国书法史，不能不对一些被遮蔽的东西进行还原，我们可以高谈民国，但不能离开最起码的权威来近乎戏说民国。今天的我们，即使是对一些民国大人物的了解和认知都如此苍白，何况那些甚少提及的人物。
三是近些年的研究及收藏过于注重民国新派文人尤其是五四派文人的信札，而忽视旧派文人的墨迹。近年来的民国文人信札可谓炙手可热，片纸一张的信札，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玩文人信札，实在已不是今天的文人所能玩得起的，而恰恰是一些不懂文或粗通文墨的土豪的游戏，这当然无可厚非。民国文人信札的被热炒，本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我们重视文化了，可是，从书法价值的角度来说，很多民国新派文人的信札可能有别的价值，但在书法上并没有太高的价值，作为史料或历史边角料或许有所助益，但作为书法史而言，则不是主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要将民国文人尤其是新派作家的随手信札都列入书法史行列，那中国的现代书法史恐怕要全盘改写了。相反，那些真正具有扎实笔墨功力的旧派文人或碑学家的书法作品价格却羞涩得可怜，甚至无人问津。我近年来已很少逛琉璃厂，原因是甚少碰到心仪的旧东西，偶有一次，见到一件张伯英的对联，写得大气磅礴，一看标价，才几万块钱，而旁边的当代书法名家的作品却几十万之多，看了之后我心里很不舒服。张伯英是什么样的人物？当年北京城的很多招牌，如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牌匾，都出自于他之手，而今天，却已经差不多快要被遗忘了。张伯英当年还在北洋政府任过职，跟“三造共和”的段祺瑞一起打过天下，是对民主共和有过大功劳的人物，而且学问深湛，与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都有过密切交往，甚至还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民初“书法四大家”。今天很多书法家的那点三脚猫功夫，可能连张伯英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及，却价格奇高。我真不是在推高张伯英。我想说的是，民国初年像张伯英这样的书法人物，比比皆是。
张伯英《行书小来禽馆札记》
四是一些国民党政要的手迹近年被热炒，而晚清遗老或北洋政要却遭遇冷门。不论是从政治还是从文化思想上来说，我们眼里的晚清遗老或北洋政要，似乎都是保守的，垂死的，甚至是反动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们的东西，自然有历史局限性。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过他们？有多少人真正读过他们的著作？有多少人真正看过他们的书法真迹？某种程度上说，继之而起的国民党政要在书法上有一定修为，但相比于政学艺兼擅、旧学功底扎实的北洋政要而言，前者的书法修养则等而下之了，而新派文人在书法上的见识则实在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的手迹却频频被炒高，这是今日收藏市场上的一大怪象。当然，对于一向抱有固执成见的今人而言，怪也不怪，见怪不怪。
其实，即使是民国，也有早中晚期之分。仅以国民党而言，早期国民党，或同盟会早期人物或元老，的确在书法上有很高造诣，但中晚期就等而下之了。但即使是早期同盟会元老，在书法、绘画或学问上的修养，亦不及维新派、晚清遗老或北洋政要。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或政治原因，北洋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中国人的书画审美修养开始急剧下降，一些在北洋任过要职的书画家在市场上也遭遇冷门，并影响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