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

纵然有新月派诗人的低吟浅唱，为新诗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但这种生活的浪漫主义被革命的浪漫主义掩盖甚至吞噬。以1949年为分水岭，“革命”的任务尽管有所调整，但革命的意识依旧是前后三十年的基调，特别是解放区的诗歌运动以及建国后的群众诗歌运动，都是“革命的主流叙事渗透进诗歌的一种神话性折射”，这种革命的、神话的的诗歌想象，不断催生着“一种革命视阈中的艺术化”的诗法体系的建立。现在，很多人谈起群众诗歌运动大都不置雅言，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叙述的世界具有和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和超越性，“在实际的革命文艺实践中，‘革命现实主义’‘工农兵方向’‘人民性’‘民族形式’‘革命浪漫主义’‘二结合’是不同阶段对于”古典型神话文本的转喻。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诗和现代诗人，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十七年时代的诗歌和诗人以“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形象占据了诗坛的中心，“新诗的诞生本来为了将‘旧形式’挤出诗歌领域，但‘大众化’的需要又使新诗不得不重新征用‘旧形式’。这样，一种以建立‘民族形式’为由而回复‘民间形式’的理论范式，终于置换了‘五四’之初以创立新语言、新形式为宗旨汲收方言俗语和‘旧形式’的努力取向”。在这里，个人被集体取代，私人被公共掩埋，革命的洪流中，诗歌作为一种“现代乌托邦经验”，进入了政治化内容和文学革命等同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