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

李瑾

现代诗歌自波德莱尔始，便注入了“否定的激情”和“自我流放”精神，他以一种亲近的眼光欣赏并诅咒着“大城市的风光”，“在波德莱尔这里，现代生活内部有一种田园诗和反田园诗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正如论者所言：“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这种基调，贯穿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今的各种先锋派文艺思潮之中。以至于“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图式的每一种强化，在带来个人认同感的强化、对个人焦虑的分担之外，也同时带来对个人感受的规约；而每一次个人感受性的解放，也都标志着共同体象征的又一次衰落”。诗人，社会变革中最敏感的体验者，“既是现代生活的热心支持者又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他们在矛盾中，以内心之笔描摹着这个眩晕而怪诞的世界。

汉语新诗是以工具性、功利性的面目出现的。在现代性视野中，新诗通过告别古典诗歌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起源于西方的文学样式与传统的样式其实毫无瓜葛。分行和部分新诗的韵律，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血缘或涅槃关系。而且，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变奏中，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到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外形自由与格律的两张面孔，内含阐释中国的巨大焦虑，它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融入到公共中去，充当了建设“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旗手。吊诡的是，新诗在精神上甫一开始就不是西学的，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的，这一代人如列文森所言，理智上面向未来，情感上回顾传统，一直没有脱离“在大一统时代，文化事业国家化”的理路。也就是说，现代性新诗具有浓郁的前现代性气质。

纵然有新月派诗人的低吟浅唱，为新诗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但这种生活的浪漫主义被革命的浪漫主义掩盖甚至吞噬。以1949年为分水岭，“革命”的任务尽管有所调整，但革命的意识依旧是前后三十年的基调，特别是解放区的诗歌运动以及建国后的群众诗歌运动，都是“革命的主流叙事渗透进诗歌的一种神话性折射”，这种革命的、神话的的诗歌想象，不断催生着“一种革命视阈中的艺术化”的诗法体系的建立。现在，很多人谈起群众诗歌运动大都不置雅言，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叙述的世界具有和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和超越性，“在实际的革命文艺实践中，‘革命现实主义’‘工农兵方向’‘人民性’‘民族形式’‘革命浪漫主义’‘二结合’是不同阶段对于”古典型神话文本的转喻。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诗和现代诗人，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十七年时代的诗歌和诗人以“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形象占据了诗坛的中心，“新诗的诞生本来为了将‘旧形式’挤出诗歌领域，但‘大众化’的需要又使新诗不得不重新征用‘旧形式’。这样，一种以建立‘民族形式’为由而回复‘民间形式’的理论范式，终于置换了‘五四’之初以创立新语言、新形式为宗旨汲收方言俗语和‘旧形式’的努力取向”。在这里，个人被集体取代，私人被公共掩埋，革命的洪流中，诗歌作为一种“现代乌托邦经验”，进入了政治化内容和文学革命等同的误区。

总体而言，现代民族国家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标准语竖起一个民族的共同镜像，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符号化”，国民认同和类的认同，“一方面以政治化的方式，一方面以‘公理’意识形态的方式，成为侵占个人极其日常生活的主导叙事”。这种影响，亦即个人与公共的妥协、对抗和解决，在新时期依旧是诗歌写作或隐或显的底色。革命诗歌之外，一些诗人在逐步寻求诗的自我表达。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到来，他们身怀“身份的焦虑”（“我是谁”）和“影响的焦虑”，对文化冲突和自我认同作出了反拨性回响。无论朦胧诗、先锋诗、口语诗，还是以代际区分诗歌流层，亦或是在多个向度探索的各种派别，“都潜伏着一种存在的地质学式的层次，在其中聚集着名称的全部内涵”，都在国家与社会、市场与价值、个人与公共交织的复杂场域中，表达对意识形态或远或近的情绪和看法。在诗人眼里，“诗面对的始终是一个难以‘祛魅’的世界”。在他们眼里，诗歌是一种秩序，一种圣经，他们企图通过书写，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在诗歌语言中，如果“更深入地考察自我关涉的书写机制，潜藏它们身后的无疑又是机会主义的诗歌观念”。也就是说，新时期的诗歌，对意识形态的关涉无时无刻不渗透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无论是对抗、批评、疏离，甚至自我堕落、自我划界，成为一种去历史的“纯诗”，都表现出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精神，具有隐蔽的意识形态性。也许有人注意到，诗歌越来越走向个体、远离公共，“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以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无休止的‘抚摸’”。其实，这种无休止的抚摸，也是一种态度：一种自以为是的流放和甘为弱者的拯救。

新诗产生以来，经历了泛“五四”文化危机、后“文革”意识形态危机和当下多元文化冲突危机。在这些危机面前，不是公共性吞噬了个人性，就是个人性远离了公共性，不是神话般的宏大叙事，就是呻吟般的个体意淫，在个人的和公共的矛盾中，诗歌真的走向歧途或末路了吗？这真是一个问题。（本文系未刊论文《个人的、公共的还是终结的——诗歌的孤岛式书写及其现代性问题》第二部分。）

作者简介：

李瑾男，山东沂南人。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业余时间，左手论史，右手为诗，以读书著文自娱。曾在多家刊物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孤岛》和《人间帖》、评论集《纸别裁》、小说集《地衣》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