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传统派”画家从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反对全盘西化，这种基于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深刻认识和立足于传统基础上的革新思维，对于今天的中国画发展颇具现实意义。
“传统派”并不等于保守派。在那个艺术救国、革新求变的时代大潮中，能够认识并坚持对艺术传统的清醒认知，需要更渊博的学识和更冷静的头脑。
有例为证。
1918年，“美术革命”之潮冲击传统文人画之际，陈师曾挺身而出，高度肯定文人画之价值，并以自己的绘画实践坚决维护文人画的地位。他撰写了《文人画之价值》一文：“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他从学理上为传统文人画作了有力的辩护，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文人画的艺术价值。正是基于对传统绘画的精深认识，陈师曾极力反对当时盛行的全盘西化的观点，主张“以本国之画为主体”，适当地融汇西法，为传统文人画注入生机。
齐白石初到北京，画风属八大山人冷逸一路，后听陈师曾的劝告，实行变法，将鲜活的民间情趣注入传统的文人画之中，创红花墨叶一格，完成自己的衰年变法。齐白石坚持的仍是传统文人画的基本主张，但他并不固守文人画的程式，而是将民间艺术的审美情趣化入其中，成为民国时期文人画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代表。他的艺术实践印证了中国传统绘画旺盛的生命力。
潘天寿曾提出“中西距离说”，他认为：“世界绘画可分为东西两大体系”，它们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而中国绘画就是矗立于亚洲大陆的最高峰，是“东方绘画的最高成就。”他的这种民族自信心与当时许多人“中不如西”的自卑心态完全不同。以西方的写实衡量中国画，使融合派得出中国画远远落后于西方艺术的结论，而潘天寿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画是具有独特成就的艺术，要发展中国画，必须“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他向来不赞成中国画“西化”的道路，他说：“中国绘画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绘画差不多，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正是在传统的根基上，潘天寿以奇险的造境，创造了沉雄博大的艺术，表现了传统花鸟画从未有过的力度与生机，成为齐白石之后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国画大家。他以成功的艺术实践为他的理论作了最佳注脚。他的传统中国画教学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历经几起几落，而兴盛期均与潘天寿的奋斗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