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一个社会的变迁，除了关注当时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心理脉络，更重要的是摄取民间乃至市井百姓的心理切片。前者大都通过各种途径或多或少保留了下来，而市井百姓对于世相人文的态度，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乎整体性淹没。
东方出版社推出云从龙作品《明星与素琴》，根据作者意外收获的35封私人信件，还原了20世纪50年代明星与素琴两位普通青年之间曲折而动人的情感经历，展现出那个年代独特的社会生态，以及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理想与信念、荣辱与沉浮、惶恐与无奈的真实图景。贺王的命运绝非一人一家之命运，而是百年来家国命运的缩微。
云从龙整理了几场现场活动的发言，集成此篇，为你讲述《明星与素琴》的写作过程，以及讲故纸堆中隐藏的“大历史”。
《明星与素琴》 /云从龙/东方出版社/2017年3月
《明星与素琴》前传
在2010年之前，我还没有碰过《明星与素琴》这类题材，那时候只是喜欢写作，写什么呢？写一些小说，写一些诗歌，就是一个文艺青年。那时候我在南昌开过一个小小的旧书店，因为这个关系，经常会接触到很多旧档案和史料，都是关于普通人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好奇，现在居然还有这些东西，后来就一直仔细地看这些材料，里面的故事让人很感慨。我于是想，能不能就此写点有意思的文章。
第一次写的时候，根据一个老妇人，她大概年龄70来岁，留下一本日记，不全，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写她的一些私人的日常生活。写完以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工程师，这个工程师是江苏武进人，1946年左右考上了上海交大，然后分配到了南昌的铁路系统。五十年代，参加了“一五”期间很多大型桥梁工程的工程建设与设计。1955年，中国开始反右，此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直到1973年左右，关于他的事情，全部集结在了一本档里面。
4928-1档案封面
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很多人检举他的事情，然后对他进行政治审查，期间还不断有人悄悄的写检举信。我们的印象中，检举信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个档案，一看才发现，所谓检举，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都是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聊聊天，我和谁谁谁聊聊天，跟谁谁谁说说话，然后被某个人记下来了，开个玩笑就记下来了，说这个事情你怎么怎么样，最后对这个事情无限的追根问底，追了二十多年。
这个人逼迫到最后，怎么办？为了过关，又去检举别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要过关，这个事要了了，你就要去检举别人。我根据这些，写了一个文章，叫《4928-1》，名字就是他的档案编号。这些档案，看似全部都是一些废纸、烂纸，基本上都是从各个地方流散出来，被送到废旧收购厂、废旧收购站，准备回炉再打成纸浆，在别人看来，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越看，越意识到里面隐藏着很多东西。后来我就慢慢的整理，整理出了《明星与素琴》的一个原始材料。
拼接历史
《明星与素琴》的原始材料，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就是一本很破的档案，外面就四个字，很明显：抄家材料。然后就是一包东西塞在里面。我当时第一步进行了文字化录入，然后整理，根据时间、日期，把原始第一手的资料整理出来，大概花了几个月。这时候还不太知道它是什么，后来我就发现，里面一共三种东西：一种是一份自传，一种是三十几封书信，第三种是一些关于一个人的政治审查和材料。
《明星与素琴》原始档案封面
在自传里我看到它是一个叫贺明星的人，在1948年的12月份写的。他是黑龙江明水县人。明水县这个地方，跟我们南方有些不一样，它在1921年左右才设置了县，建制历史很短，也就是一个很新、历史很短的地方。在清代，东北这些地方是不允许私自开垦的，它称为“龙兴之地”。但晚清以后，政府遇到了很多危机，于是放松了限制，允许关内的人到关外去，这就是我们经常能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闯关东”。贺明星的家族就是从山东过去的一个家族。1948年的时候，他写了一份自传，要加入中共。
书信就看的更清楚，书信是1949年的5月份到1951年3月份，三十几封书信，两个人。这时候贺明星他已经到了江西的星子县，他为什么能够到江西？因为他在1949年5月左右，整个江南大部分地方已经落入共产党之手，国民党被打的落花流水。为了迅速对南方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共产党在东北包括晋察冀、冀鲁豫这些地方，抽调了大概十多万今天称之为“南下干部”的军人，接管新的解放区，包括今天的江西、浙江、福建、广州这些地方，当时叫做接管地方政府，或者接管“蒋家王朝”。
贺明星随军南下之际，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王素琴，但她并没有南下，因为当时的条件很严格，他们只是一个隐隐约约的男女朋友关系，要一同南下，两人必须是夫妻关系。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个人的书信就一直在说怎么样南下团聚，就写了35封信。到1951年3月份的时候，王素琴终于南下到了南昌，这个关系等于是打通了。他们的通信也就结束了。南下以后他们两个人恋爱是不是谈成了，是不是在南昌结婚或者成家，或者怎么样，或者还是又返回到东北，这些都不知道了。
到了第三种以后，是关于王素琴一个人的材料，这些材料里，关于贺明星里面只提了一句：照顾他的丈夫贺明星。那我可以看得出他们两个人终于成了家，这个事情成了，爱情成了。但是这时候的材料就是关于王素琴一个人的，一个是1955年，另外一个是1968年。1968年，我们知道是“文革”的高潮时期，这时候王素琴已经成为当时我们江西一个很有名的在“一五”期间算得上是一个江西省重点国企的领导干部。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她等于是一个国企高管。她当时已经是这个厂的革委会主任，这时候在这个位置上，受到了很多人对她的揭批，揭批她什么呢？对毛主席思想宣传不力，不领着工人开展运动，任人唯亲等等这些东西。
我的这本书就是根据这样三种材料，慢慢把它写成的。因为这三种东西当时拿到手里的时候，初步整理出来，我只是明白它是这么三样东西，很不完整。如果我要讲这个故事，就要尝试把它们能够拼接起来。怎么才能拼完整呢？这成了件很头痛的事情。
王素琴写的给贺明星的信
我在《读库》上发表过文章，我觉得他的编辑特别好，有时候我会去写一些评论性的话语，就是这种评论性的话语对某一个事件带有感情色彩。后来我发现，到最后清样的时候，这些话都被拿掉了。这给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只要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出来，看的人一定会看懂这个故事。后来我就想，那么一个残缺不完整的东西，怎么去讲完整，我就着手来讲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黑龙江明水县，我找了很多的地方志，通过地方史志的拼接，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个故事里面，还隐藏着贺明星的父亲，他当年是在北平大学上学，毕业后刚好是1931年，9·18事变爆发了，他没有选择留到北京，回到了明水县，在日本人的政府手下，做了十一年，从1931年到1942年，任一个小小的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村官。
我发现他做了很多事情，白天工作，晚上偷偷的给地下组织送情报，直到1942年的时候，东北联军的一支部队被日军歼灭，从中缴获了一份名单，上面就有他，然后就把他给抓走了。我慢慢把这些线索，包括他的家族，终于理顺了。这中间又写到关于江西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文革、土改是怎么去进行的，因为这些东西不够完整，比如说贺明星1951年，1949年南下到星子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土改，但是你看他的资料，我猜他一定是做了这些工作的。因为他后来工作很突出，在1953年的时候，还当了一任星子县的县长，那时候他只有21岁，大概一年不到，又把他调到省里的一个单位。因此我判断，他肯定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土改和镇反。
那么，土改和镇反是怎样进行的，从贺、王二人的原始材料中，没有找到直接的答案。为了把这些讲清楚，我就找了另外的很多材料，比如在这本书里面，我用了一个旁证，就是一个关于土改的日记。
魏必达的土改日记
日记的当事人是一个学生，从南昌派到弋阳，就是方志敏的老家，去进行一个月的土改工作。他写了每一天的日记，很真切。我们从中能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当时所谓的地主，其实就是一个小康之家，小农之家。因为他抄了一个地主的家，所有的家当都盘算的清清楚楚：
好大缸2口，茶子2斗5升，果米（即花生——笔者注）1石，糯米1.25石，硬谷1石2斗5升，种谷2.08石，木柜2口（内藏糯米），冻米2斗5升。
红箱1口，蓝毛士林褂1件，小孩帽4顶，鞋1双，手套1双，女鞋3双，童衣1件，棉片2块，锡壶2把，棉絮1床。
铁锅1口（破），木桶1口，茶叶1袋，凳子1个，竹床1张，麻袋1捆，床1张，木橱1张，木柜1口。
仓2间，谷5石，绿豆1石。
破大缸2口，瓷脸盆1个，房1间，白色棉线衣1件，新夹袄1件，白竹布褂1件，白土布1丈，铁耙齿17根，耙半副，枣子4斗，锡吊壶1把，铁柜1个，锁子1副，糖桶1只，西桶1只，凳4条，大桌1张，抽桌1张，小酒壶1把，大酒壶1把，麻垫2铺。
小油缸2个，算盘1把，碗橱1张，荞麦1斗，锄头1把，大脚盆1个，罗缸4个，缸架1个，猪栏、牛栏各1，白染土布1.75丈，新阳伞1柄，银练1副。
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我们惯有的观念中，地主可能就是家财万贯什么的，但是当我看到日记中的内容，地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感到这很可怕。再比如那时候怎么样枪毙一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应该枪毙，怎样能把他留下来，完全凭一个人说了算。批斗会开完以后，马上拉出去，“打了三四枪”，日记里面写的很清楚，结果还没死，再补一枪，这个人就没了。
这一个地方是这样，其他地方它都是这个样子，完完全全在复制这个模式。
地主李秋香
我有一份小的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1960年，一个所谓的“地主”李秋香（女的）写的保证书。保证什么呢？改造他的思想。
李秋香的保证书
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写的很搞笑，很荒唐，如果今天谁写这个东西，每天去汇报，或隔几天汇报，看起来就太不可思议了。
李秋香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样子？她后面还写了一个坦白书：
7岁家里可怜没有饭吃，做媳妇。20岁婆家没有饭吃，又出卖到泉水湾陈朝海家里（陈朝海在另一份资料里看到是她的老公）。也又是过穷，也已直到35岁，齐家过世，也是受了有钱的影响，以后有了钱，就请着长工，剥削了人家。
几句话写的很简单，就是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中产阶层一样，刚开始也是很辛苦，蜗居，奋斗，积累到三四十岁，有了自己房子，有了车，有点小事业，然后雇了人。人家就说你剥削，最后就要战战兢兢写这个东西。
在贺明星写的自传里面，他也写过这样的话。在1940年左右，他家的地已经达到了100多亩地。100多亩地在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蛮多，但是在当时的东北，地广很少，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地主，就是一个小屯。这个屯里面，大家都姓贺，然后经过几代人努力，家业大起来了。但贺明星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的意识里，整个家庭，父辈和祖辈雇了长工，产生了剥削，怎么剥削的，比如长工冬天没有什么衣服穿，没有什么东西吃等等。
这是真实的情况吗？我们反过头想一想，就从最基本的经济关系、雇佣关系考虑，如果你是地主，我是你的长工，你如果每天不给我饭吃，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我哪有力气好好干活？这根本就不符合常识。我曾听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过，以前的地主不是后来说的那样子。很多人非常好，他不仅要照顾整个家口，还要照顾整个村庄。比如这个村庄里出现了饥荒、病疫什么的，他都要照顾。我前段时间在南昌看到了一个马上要拆掉的老宅子，叫程氏公馆，是民国中期建的。程氏是江西南昌县一个非常大的家族。那他们建这个公馆干什么呢？里面有两块碑写的很清楚，这个房子是怎么建的，哪些人出了钱，建了它来干嘛？原来是专门供程氏家族中的贫寒子弟到南昌读书，或者说有的人要找工作，暂时要落脚，就让你住到这里，实际上，这就是富人们的社会义务，也是中国人传统的精神，士大夫的文化教育必须承担这个东西。
“蜜告人”
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份旧档案。是一个检举书，很长，跟卷轴一样。为了把它保存的好一点，我就把它拓了一下，不然这个纸就折了，再打开就会折坏。
“蜜告人”手印
我们看最后面这个地方，所有人的手印在这里，指纹在这里。整个检举书的内容大概是：某一个人，是一个村里的，也是一个地主，叫彩林，牵扯到了一些事，大多数都是柴米油盐。只有其中一件说到三几年的时候，有个人他当时被拉去做红军，他就把这事给告诉了国民党，把这个人抓走了。后来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血债，所有的人都是“蜜告人”。这个“蜜”按我们现在来说，写的都是不对的，手印白纸黑字全部按在这里。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或者我们这些人要这样对付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他能不能活得下去？好难。
日本有一部电影，叫《垫底辣妹》，里面的小女孩是一个小太妹，不学习，很淘气。老师又管不住她，白天在课堂睡觉，晚上跟小姐妹在酒吧里玩儿，喝酒唱歌。有一次她的老师发现这个女孩子她的书包里有一包烟，就把她叫到了办公室去。这个女孩子她很害怕，老师就跟她说，你如果想要在我这个学校里留下来，继续读书，那就告诉我，你的同伙还有谁，还有谁抽了烟。小女孩就害怕了，然后把她的家长叫来，是她的母亲。母亲来了以后，了解了事情原委，然后说，如果我的小孩为了留在这个学校，而要去出卖友谊，出卖她的朋友的话，我宁可让她回去，不读书了。
这是日本人的做法，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母亲的做法。但是你想想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我们的母亲会这样吗？大概不会。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都在鼓励“打小报告”，通常情况下，“打小报告”的同学都是好学生，都是老师喜欢的，都能戴上一朵小红花。这就是我们的教育。
郭武纯的“中国梦”
我们再来看一份资料。这是江西泰和，当时有一个泰和中学，现在还是全国的重点中学，这所中学的历史很悠久。一个叫郭武纯的学生1946年写的一篇作文《为政院改组试呈意见》，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准备要改组政府，把各大党派全部放进来。江西这个地方，在1935年之前，报纸上讲的全是“缴匪”，就是国军跟红军作战的新闻。1935年之后，也就是熊式辉主政之后，开始建设新江西，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扎根在江西。这个背景告诉我们，江西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统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这里很扎实。
郭武纯的作文
郭武纯的作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关于如何改组政府，他写了六点：
第一，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以和平建国纲领施政之准绳，由参加之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人士共同负责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
第二，以‘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为原则。
第三，为促进世界和平，拥护联合国宪章起见，我国外交政策应对各友邦平等亲善，无所偏倚。
第四，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只须中共愿意和平铁路交通完全恢复，政府就要以政治方法谋取国内之和平统一。
第五，彻底整理税制及财政，简化稽征，或减少赋税种类及附加税，以减轻人民之负担。
第六，政府应严格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严禁非法之逮捕与干涉，维持社会秩序。
1946年，郭武纯大概就十六岁，写了这样一篇文章。1946年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当然有受到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影响，但更多反映的是当时的民心，甚至可以说，“郭六点”代表的就是民心。
表扬状、牲畜大死亡、糠酒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东西。这是一个表扬状，写的非常简单，话语表述一看就知道是大跃进时期的，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讲什么满堂红、天天红、月月红，日日红、时时红，分秒必争，成绩突出，超额完成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表扬状代表着荣誉，应该比较严谨和神圣。但是我发现，这张奖状的背面竟然是一张表格纸，也就是说，有关方面用一张废纸做了一张奖状，颁发给了个人。这样的奖状，有一回我在一个小地摊上看到了七八张，全部拿了回来。
表扬状的正反面
为什么要用一张废纸来印表扬状呢？暂时放下这个问题，来看另外一份材料。江西的赣南地区，就是今天的赣州，五六十年代叫赣南行署，当时的行署公安处，每周出一个小简报，叫做情况汇报。1960年这一年，正是大跃进的时候，也是后来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关于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是不承认死了这么多人。那我们从这份赣南行署的《情况汇报》里来看，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我来念一段1960年3月11日的内容，主要讲的是一些地方耕牛、生猪被杀害和死亡的现象不断发生：
定南县一月至三月中旬，被私宰的有2头，生猪89头；死亡耕牛192头，生猪1009头。广昌县1月至2月10日死亡耕牛306头、生猪4176头。死亡的306头耕牛中，能耕田的站80%，小牛占20%。从死亡的原因来看，因管理不善跌死的占60%，病死占23%，杀害占17%。
还有下面写到一些比如说破坏分子，用坏分子波水中因对现实不满，将保养的三头耕牛经常不喂饱，牛栏也潮湿，以致十天内就把三头牛受冻受饿而死。
大跃进时期一直提倡的农业机械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梦想，当时根本没有条件实现，真正主力的生产工具，还是耕牛。也就是说耕牛这个东西是很值钱的，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去让它死掉。那么大批量耕牛的死亡，肯定是有原因的。中国历史上，政府一直对大牲畜，牛、马、骡等控制的比较严，不允许私自宰杀，更不会放任出现大批量死亡的现象，因为它们是重要的劳动力。
为什么在1960年定南县的牲畜会突然死这么多？而且有的还是人为砍杀，耕田耕的好好的，农民突然就把它给推下悬崖去摔死，这是为什么？实际上，这时候农民没东西吃了，饿肚子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生产积极性。人都活不下去，还要牛干什么？他要把它弄死以后吃掉，只有把这个它吃了，他才能活命。农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城市里的工厂，还在每天发任务超额704%的奖状，非常荒唐，背后却隐藏着铁的事实，真实的历史。
那么面对饥饿，老百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对这个现状是怎样回应的？我们来看另外一份简报。
在这份简报里，公安机关主要到有人在散布变天言论，恐吓群众，有人开始说最近国民党的军队已占领了广东、福建的一半，大余县一公社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黄正荣造谣说，现在美国发明了一种什么东西，吃了可以永远不饿。还一个叫杨清秀的大肆造谣，雷公打开一个石头，从里捡到两本经书，上面写着“庚子之年，人吃糠，虽有大斗，无米粮。”1960年正好是庚子。还有一个人造谣说，毛主席到了赣州，戴着黑眼镜、口罩到百货商场去密查，当时遇到很多小学生。毛主席问学生，你们有什么意见，学生们说别的没什么意见，就是粮食少，吃不饱，结果毛主席就批评了赣南的粮食工作搞的不好。
实际上，这些正是普通百姓真正的呼声，饥馑的局面已经很严峻了。而一省之隔的安徽，情况更糟糕，安徽当时死了500多万人。那么我们江西这三年，死了多少人呢？权威的说法，算上自然死亡，一共18.6万人，江西当时总人口5000多万。我前两年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叫《大跃进时期的江西政局》，写了大概两万字，仔细地论述了为什么一省之隔，江西和安徽在大跃进时期死亡人口的数字差距会如此之大？江西当时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几个地方在这三年里还能够往出调粮，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深究。
我还看到另外一份资料。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以后，他就在监狱里一直说，十几年我都吃不饱，以前至少还能吃饱饭。还有两个人是景德镇一个学校的老师，每天晚上两个人在河边密谋，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说国民党绕道印度喜马拉雅山这边，要进入大陆境内，要进行反攻，因此他们要组织一个队伍，要去策应他们。只有把他们弄来，就有吃的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回过头再来看表扬状，七八张表扬状的后面都是写了字的，但是在1965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头最劲的几年，甚至是1955年以前都没有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大跃进搞坏了整个国家，连纸张都极为稀缺，缺到没有好纸来写一张看起来像回事的表扬状，只能拿这样的废纸去印。
糠酒
我还见到过另外一件东西，是1959年的一瓶酒。酒一般意义上用粮食酿造的，但是这瓶酒用什么酿的？用糠来酿造的，糠皮，因此叫糠酒。后来我就问一个非常懂酒的朋友，他说这些酒全部是从城市流转到农村去的，并且这个酒喝下去，不是死就是就是瞎，绝对喝不得。为什么不用粮食酿酒呢？因为没有粮食了，可是酒又是快销品，大家还要喝，红白喜事什么的，都要用到。怎么办呢？只好用糠皮还有当时苏联的技术来酿“糠酒”，酒精度高达七八十度，完全不能够喝的。
我还注意到在这几年里，江西原来有好几个大的纺织厂，都搞不下去了，最后没办法，要么停掉，要么兼并，要么把它改成其它的企业，比如说将棉纺厂换成化纤厂。我在《明星与素琴》里面写到，王素琴的工作单位，1955年的时候还是一个纺织厂，到了1958年、1959年搞不下去了，只能转变成化纤生产线。为什么？没有原材料，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生产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停顿，国民经济不是某一个点上的烂掉，而是整个面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伪”军官焦佩珍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的故事。
这个人叫焦佩珍，他是一个什么人？伪军官。3岁死了父亲，父亲亡故，7岁的时候母亲亡故，跟着嫂嫂、哥哥过日子。过了大概几年，到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哥哥又过世，只有跟嫂嫂、侄子相依为命。后来嫂嫂跟他说，实在过不下去，你当兵吧，当兵可能还有一条活路。结果他去当了兵。当兵以后，他先在安徽宣城，抗战开始后换防到江苏。八年抗战，他先跟了卫立煌，后来国共合作跟了朱德，到了太行山，前前后后跟日本人打过三次仗，有一次拼刺刀，一刀过来，把脚踝从后面穿到前面，成了伤残。抗战结束后，1946年到1948年，因为受了伤，他便在队伍的后勤上当了个运输工兵的小头目。1948年，他看到形势不妙了，就当逃兵跑了，在陕西白城娶了个老婆，落脚到这里。
焦佩珍
按理来说，这样的人应该是民族英雄，应该受到尊重和优待。结果1949年以后，有关方面把他追了十几年，到处调他的档案，比如他跟安徽的关系，跟河南的关系，河南哪个人认识他，就去调档，开个介绍信，然后去找，询问他的历史。最后结成了一本厚厚的档案，里面有一个字，频频出现：伪。他所有的职务前面都要加一个“伪”，比如伪蒋，伪国民党。姓焦，就叫“伪焦”。我见过很多的档案，全是这种。一个字就把你以前的经历全部否定掉，把很多人的一生否定掉，只要这样一个字。
伪，意味着你曾经经历的那些都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虽然你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拼了刺刀，挨了刺刀，甚至还可能冒着把脑袋提在手里的风险去打了日本人，对不起，到我这里，都跟我没关系。你帮伪国民党运输了后备物资，你就是有问题的人，你就是与人民作对。我们对历史就理解成了这样子。切割过往，不承认过去。
“无反动意愿”
这样的东西就太多太多了，我刚才讲的都是年份比较早，这一份就比较近，我把这里粘了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单位的名字，年份较近，不宜公开。
“挂钩信案”卷宗
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