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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门打开,在一个手推车里,你被缓缓推出来。那是你的一幅流传很广的自画像,画于1939年。我贴近你,清晰地看到你的每个笔触,你的呼吸仿佛依然浮动于上。 可是这个你,是谁?黑旗袍、细细的眉毛、厚厚的红唇、手中的白色折扇,扭曲的汉字依稀可见。 你坐姿婉约,好像迫不及待地告诉观者“我是一个东方女人”。 我疑惑你的眼神, 潦草的笔触勾勒出一种不确凿的迷茫。 你在这里, 又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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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作为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师, 你在国民政府艺术政策的推动下,带着学生周游全国写生,画长城、画泰山、画华山栈道、画苦力。作为一个女西画家,你被报刊塑造成一个现代美术教育和政府留学政策的成功案例。然而作为一个女教师,你的薪水比男同事低不止一半。1937年,你主动放弃了体制,返回艺术之都巴黎,追寻你认定的艺术自由,一种在你看来不受国家艺术政策的控制,不受派系之争影响的自由,一种极为个人的自由。我想,你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出走意味着你将失去现有的艺术共同体,以及你的历史相关性,你未来的实践必然要落入西方评判者的凝视,甚至是无视。正是从这个时候,你开始反复描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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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你在巴黎的沙龙展上展出了这幅自画像。同时展出的还有这幅。当然, 还有这幅,最为著名,你如此妖娆,神态迷离,以至于根本不是你。在这张照片上,你精心打扮,以一个东方女人的形象出现在某展览开幕式上。你看着这位法国男士,他也许是评论家, 也许是沙龙评委。而他,并没有看你。几乎与此同时,你还画了另一类自画像:身材壮硕的你、衣着简朴的你、五官偏男性化的你、神色确凿的你、气质憨蛮的你、手持家信的你。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自我描绘?哪些是表演?哪些更贴近你内心真实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