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欲望）的揭示不再不被允许，但迟早会纳入“灵”（政治、人生理念）的规范。悲观主义的“危险性”因为通过反抗而减弱，不致坠入“深渊”。“片面”需要有“深刻”作为其合理性的保证。有“无尽的动荡不安混沌不堪”，但之后又会“挣扎出来”并“升华到一片明亮质朴的庄严”。一代人的疲惫、焦虑的面容，因受到召唤而激奋，而神采发亮。而在决绝、响亮的“我—不—相—信”之后，看到的是“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这种保持“适度”的思想、精神依据，恰如桑塔格所指出的，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火焰”。它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建构人的“主体性”和新生活、新文学的内涵。它成为联结“除旧”与“布新”之间的桥梁；人们因它的激情的庄严，姿态的高贵而热爱它，暂时忘却这种联结的“非逻辑”。这种“适度”的美学，或美感形态，是在一个感受到荒诞、非理性的世界中，试图解决人如何保持尊严，如何克服他的幸福受到的威胁，和如何重新赋予“正派”的、古典的丈夫以“现代品格”的问题。
历史创伤的“证言”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对萨特、加缪这样的作家无疑有一种亲近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介入文学”的主张和实践。“文革”后，主流文学界着力提倡、恢复的，是在“十七年”和“文革”中受到压抑的文学的启蒙、干预功能。那时，“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意识也已经在涌动，但支配大多数作家的，还是那种社会承担的意识。
在这一点上，加缪这样的作家更有可能受到倾慕。他是一位置身于社会斗争、人间疾苦的作家，他的写作与关系人类命运的事件不可分离。在悼念文章中，萨特正确地指出，“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精神，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
加缪的《鼠疫》，不论是内在的逻辑，还是在叙述的形态上，都特别突出“见证”这一特征。加缪在《鼠疫》中，就多次交代这部中篇的类似新闻“报导”，和历史学家“见证”叙述的性质。虽然是虚构性的寓言故事，却采用“编年史”的，逐月逐日冷静记下“真人真事”的方式。“见证”所标识的历史的“真实性”，是叙述者的叙述目标。因而，当书中说“这件事发生了”的时候，叙述者期待的是“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我想，中国1980年代那些“文革”的书写者，也会有相同的期待。因此，后来编写当代文学史，我便使用了“历史创伤的证言”这样的标题。这个标题试图说明这类写作的目的和性质，也提示写作者的身份特征和叙述姿态。
《鼠疫》封面之一
虽然有这些共同点，但我也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作家（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和叙述的关注点等方面。由于加缪认为世界是非理性的，也怀疑那种历史“客观规律”的存在，以及人对那些“规律”的掌握，所以，他的关注点是人的生活，特别是在遭到囚禁、隔离的状态下，流亡、分离的不幸和痛苦；他将人的幸福置于抽象观念、规律之前，而不是之后（虽然他也承认，当抽象观念涉及人的生死时，也必须认真对待）。
也许那些艺术并不高明的，诸如《伤痕》那样的作品，也表现了将人的幸福置于抽象观念、教条之前的倾向，但是接踵而至的许多“反思”小说，就逐渐把关注点挪到对“规律”的抽取中，因而，事实上它们难以避免滑落进图解当代那些既定观念的陷阱。
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是《鼠疫》叙述者清醒的限度意识。虽然叙述者认为是在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但也不打算让这种“代表性”的能力、权威无限度膨胀。从《鼠疫》的叙述方式上也可以见出这一点。
“幸存者”的身份意识
虽然《鼠疫》的写作具有明确的“见证”意识，但和1980年代不少书写“文革”记忆的作品不同，它对那种“幸存者”的身份、姿态总是持警惕的立场。 全面地说，如果不应该完全否定“幸存者”身份意识在写作上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不应该对它有可能产生的损害毫无警觉。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
在《鼠疫》中，“幸存者”的那种“见证”意识当然也随处可以见到，不过，也可以见到时时的警醒和辩驳。这里，加缪需要同时思考、处理这样的相关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现代悲剧事件、难以置信的特殊历史时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如何重新“定义”英雄和英雄行为。另一个问题，是艺术和道德的关系。1980年代后期在“当代文学”课上，我说到一些“伤痕”“反思”作品，里面有曲折人生，悲欢离合，有不幸和痛苦，但是，作品的核心却是“胜利”之后的终结和安定；这是为显示不安状况的句子后面所画上的句号。
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