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片中，这三个场景是先后出现在影片快要结束时候的。虽然都在强调工人和农民，但表现手法各有不同。第一场是董必武在共产主义小组讨论，这时大家更多会谈论一些理论；第二场是毛泽东在面对着广大农民时发出的感慨，表现了他愿意深入群众，也为后来他得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个结论作了铺垫；第三场则是李大钊面对学生们时的宣传，这时自然是朗朗上口的音乐更能起到作用了。三场戏各有不同，将场景和人物的不同特征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了下了功夫的。
那么，为什么要靠的是劳工呢？
因为他们苦，因为他们最苦。
片中有一处看似多余，实则非常有必要。当一名有志青年落脚在一个穷苦农民家中时，农民没什么好吃的给他，只好拿了点糙米煮了稀粥，一点也不能填饱肚子，青年吃完后想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却发现稀粥对农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食物了，而他们自己平时，甚至都不能保证顿顿有东西可以吃。
吃苦、吃苦，只有真正吃苦的人，才知道要抗争。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敢于作斗争。
和谁作斗争呢？在片中扮演反派的，不只有列强，还有当时的总统徐世昌。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评价每个历史人物都应当将对方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看待，而每个人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杀人如麻的歹徒可能会有孝顺的一面，冷酷无情的杀手也会流露出对美好的渴望，而满腔热血的青年同样会沦为贪生怕死的汉奸（如汪精卫）、有志之士则会变成充满野心的阴谋家（如张国焘）。
但我们不可以忽略掉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最主要的行为。当我们将一个反派塑造得有血有肉时，却很容易忽略掉被反派施加伤害的无辜人士所遭受到的苦难。因此“面谱化——有血有肉——有血有肉但依旧可以让人感受到其反派属性”这样的循序渐进，才应该是历史人物创作中所需要贯彻的。而在无法到达第三层的情况下，与其进行到了第二层，不如停留在第一层。
作为袁世凯的至交，徐世昌跟着袁世凯走上政坛，最终在1918年成为民国的大总统。这位“菊人兄”很被一些人所欣赏，而在电影《开天辟地》里，却对他进行了“丑化”。
片中的徐世昌，是一个十足的反派，在观众看来未免有些不够真实，但在他登场后没多久，就迅速出现了下令枪杀挡路的情愿青年的画面（历史有记载），在影片只有160分钟且无法更多篇幅表现徐世昌的情况下，将他塑造成一个反派是合情合理的，否则观众就会对徐世昌产生总体上认识的偏差。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在面对极为次要的人物时，脸谱化描写有时并没有不好，除非能做到全面的表现，这就好比我们的历史课本，往往我们记住的会是结论，而不是所有过错，因为篇幅不够。
又比如片中某军阀叫嚷“天下是我的天下”时，会有青年反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在历史上这些军阀也许会装模作样地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但他们内心的想法一定是“天下是我的天下”，否则他们就不会是军阀了。片中直接让他说出想法，在艺术性上是有损害，但在真实性上却又增加了一层。
终于，1921年7月，建党。
他们在远眺，没有去现场的他们在望着那个方向远眺。
李大钊，1927年被张作霖杀害。陈独秀，1942年在贫困交加中去世。
但他们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无法到达的未来。
结语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一部《开天辟地》，只有一首背景音乐。
这首背景音乐作词于1871年，作曲于1888年。
这就是天下闻名的《国际歌》。
前文有言：“吃苦、吃苦，只有真正吃苦的人，才知道要抗争。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敢于作斗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1848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里面喊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