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画马，世人皆知。可“徐悲鸿是谁？”这样一个简单的追问，却不好回答。
徐悲鸿是国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中国美术史上极负盛名。
杨先让是徐悲鸿的学生，在他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于是，最早成书于2000年的《徐悲鸿》，一版再版，到2018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每一版都有新增加的内容。
在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从悲鸿到黄河”这场活动，可谓汇聚了众多有故事的先生。除了杨先让先生，还有李苦禅大师的儿子李燕、徐悲鸿艺术委员会秘书长廖鸿华、徐悲鸿的长孙徐小阳……
杨先让（左）、李燕（右）
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杨先让不仅得到了老师徐悲鸿的亲切教导，而且对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而李燕的父亲李苦禅与徐悲鸿交游深厚。
杨先让生于1930年，李燕生于1943年，这样的两位老先生聚在一起，关于往事的讲述，不但罕为人知，而且金句频出。
杨先让：我们学画是为了出路，徐悲鸿学画想的是国家
《徐悲鸿》这本书是我在国外写的，写作的原因很明确——因为有人在骂徐悲鸿。我受得了吗，你说？
义不容辞，我向外国介绍徐悲鸿，底下的学者听众很感兴趣，他们就鼓动我：讲得这么好，这么让人感动，能不能写？
我没想过。
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比如说吴作人等等，都活着呢，轮不到我写，我属于孙子辈的，没想过要写。再说，我自己的文笔也并不一定好。
后来我又讲徐悲鸿，包括他的感情、事业等。我认为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可圈可点的。没有掩着藏着的，都是很外露的，都是坦坦荡荡的，而且站得非常高，都是为了民族、国家做的。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学画？就是为了将来能有出路。而徐悲鸿学画，他想的是国家，是中国的美术应该走向哪里。
我就想，你骂徐悲鸿，骂中国的美术倒退了50年，我不承认。
我194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到退休，一直都是在徐悲鸿的艺术思想熏陶下走过来的。
后来，也有了有利的条件——我在美国待了16年，徐悲鸿的后代，我差不多都认识了。还有，蒋碧薇的干女儿，孙多慈的侄儿、学生……
包括廖静文馆长，我写书的时候，廖馆长说：“听说你在写《徐悲鸿》，你怎么不回来找我，我什么都告诉你。”
后来，我访问廖馆长的时候，她给我谈这个，给我谈那个。最后我写出来了。一版，二版，这是第三版，每一版出的时候我都增加了一些。
这一次的后记，我越发感觉到《徐悲鸿》说不完了。好多的事情我不了解，我想了解，人都死了，也没法了解了，所以我感觉到很遗憾。我的后记写的，我甚至点了好几个人的名字，都应该好好地写，可是我没办法去了解了。
我们这些人，死的死，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么几个了，我还能出来蹦跶蹦跶，有的同学都躺在那儿，根本起不来了，有的已经走了。
李燕：1918年，我的父亲李苦禅第一次见到了徐悲鸿
我22岁半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受徐悲鸿教育体系长达8年，我是戴着红领巾进的美院附中，然后考入大学。
我现在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现在全国能喘气的有66位。
谍战剧《风筝》刚播完，前两天，我拍了一段节目，介绍我父亲的一生。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最近才由权威部门正式披露——大家只知道他曾经被鬼子逮捕过，因为爱国。但是不知道他的正式身份，他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北平情报站的正式情报员。但是，组织安排他一辈子不入党，作为党外人士。
关于徐悲鸿先生，咱们应该怎么提呢？从哪儿切入呢？我们从西方引进美术和美术教育应该引进什么？这决定于他的价值观。
我觉得徐悲鸿先生，看到了我们中国当时那种人心鼎沸、国难当头的现状，他希望能从国外引进一些能够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艺术。这样的画拿进来，不管是国画，是创新的国画还是油画，不需要解说员，观众都能看得懂。
有人攻击说，徐悲鸿引进的那些画，那都是很落后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