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雅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不久就是1912年的革命与后来的日军侵华,种种变故摧毁了那持续千百年、演变缓慢的生活方式。1940年,他离开中国已经七年,蒋彝(让我们用他自取的名字来称呼他)出版《儿时琐忆》,以哀伤的笔调追忆古老的习俗、节庆,以及在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感受。整本书洋溢着温暖与深情,但又带着淡淡忧伤,不时还掺杂些许流离的苦涩。
蒋彝习惯以他自己的水彩和线条画为自己的文字配插图。其父蒋和庵也是画家,如此向他父亲致敬,非常恰当。蒋彝记得,12岁时,父亲教他混合颜料,也教他制作柳树炭条来作画。他学着像他父亲般长期观察花朵与蝴蝶,再加以描绘。就我看来,比起肖像画或他擅长的山水画,这类题材(或山谷的兔子),他会画得更为传统,更富“中国”味,或许早期的训练可解释这一点。
因为“某些理由”,蒋彝在南京东南大学攻读化学。服完兵役后,他曾短暂教过化学,当过报刊撰稿人。后来又成为三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包括九江。他认为那是一份“令人厌倦的口舌工作”。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写作与画画时,蒋彝会选择以“哑行者”为笔名。
一群兔子(《牛津画记》插图)
1932年,蒋彝在苏州太湖的船屋上住了一阵子。1933年,他与地方军阀发生冲突,以当时地方军阀的恶行,这势必会给蒋彝招来性命之忧,因此,事后蒋彝远避英国。去英国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九江是英国的条约口岸,在那里,英国虽谈不上特别受欢迎,至少也算坏在明面上。蒋彝与一名年轻的亲戚搭乘法国渡轮离开上海到马赛港,两人都不会法文或英文。他留下妻子与四个孩子。(该军阀必定真起了杀意。)妻女们留在中国,而两个儿子稍后自行寻找门路前往西方,一个去了美国,另一个去了英国。
在巴黎逗留一晚后,蒋彝抵达伦敦。纵使当时处于经济大萧条,他仍能迅速找到工作。一开始,蒋彝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1938年在韦尔科姆历史医学博物馆任职顾问,该馆现今被并入科学博物馆。
三
蒋彝出生于庐山脚下,那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名山之一,因此,来到英国的第一个夏天,他将视线投向山峦,参加了假日旅游团前往斯诺登尼亚。次年夏天,他到访湖区,1936年7月31日傍晚,抵达沃斯岱尔角,湖区成为他第一本书的主题。他完成该书内容与水墨插画之后,满怀希望地寄给一家出版商,之后又寄给其他几家。然而,回复却令人沮丧,甚至可称之为愚蠢。那家出版商认为,那些画作十足中国风,英国人看不懂,读者将少得可怜。幸好,还是有一家名为乡村生活的出版商想法与众不同,《湖区画记》在1937年正式出版。
蒋彝书法(《牛津画记》插图)
实际上在此之前,在伦敦仅仅两年,蒋彝已经出版第一本书《中国画》。对一个使用英语不到两年的人而言,该作品令人惊艳,即使他大方地在致谢里将此归功于他的朋友、剧作家熊式一,以及“将我笨拙的表达修改成清晰的英语”的英尼斯·杰克逊小姐。
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成为西方新闻的焦点,国民革命、长征、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与黄河水灾等,无不吸引着英国知识分子的目光。1935年,更有一场中国艺术大展于伯灵顿宫举行。《中国画》一夜之间声名大噪,一个月内便重印。不久,蒋彝结交了一群多彩多姿的朋友,包括:萧伯纳;威廉·米尔纳爵士,蒋彝受这名约克郡乡绅之邀到巴瑟福会堂做客,并在那儿完成了《约克郡谷地画记》;爱德华·朗福德勋爵,也是都柏林盖特剧院的赞助者,他的兄弟弗兰克更有名;劳伦斯·比尼恩,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图书;另一名特别的朋友则是布兰克斯通,大英博物馆陶瓷部门的年轻学者,在伯灵顿宫展览上与蒋彝结识,战争期间代表英国情报部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去了中国,后病逝于香港。
争 论(《牛津画记》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