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除了这一问题之外，林奕含可能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文化问题，也即汉字中虽然也有“恶”这个字，并没有告诉她们“恶”的问题，至少一直讳言恶，更不要说教会她们应对恶：“而伊纹希望我们在她被折腰、进而折断的地方接上去？”也就徒劳无功。
一般人尽可以去身体力行勒内·夏尔的诗歌格言：“尽可能不去模仿那些在谜一般的疾病中打死结的人”（张枣译），但林奕含是一个在创伤（trauma）中“钻牛角尖的人”。对于林奕含的语言和心理世界而言，语言世界和行为世界的分裂是致命的；正是行为世界击溃了林奕含对语言世界的信仰。
语言有时加快行动，但有时又推迟了行动
语言世界与行动世界是一回事，但又是两回事：如果说言行一致可以称为“好人”；那么神智正常的“坏人”则拥有更多随意转换的自由。林奕含的问题——艺术是否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或者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可谓是对后一种情形的揭示，甚至正中靶心。在极端的拷问背后，是林奕含对人的绝望以及对文学的失望。尤其，文学不仅未能帮她走出精神困境，更无力真正“报复”李国华的原型陈星（原名陈国星），而只有报复才能为她赎回正义、受挫的正义感和正义之心。正是因为正义迟迟未来，林奕含的病情才会不断加重：“我的精神科医师在认识我几年之后对我说，你是经过越战的人。然后又过了几年，他对我说，你是经过集中营的人。后来他又对我说，你是经过核爆的人。”
林母最近一次发言说，林奕含其实也尝试过写作之外的其他方式寻求正义，“她写了好多、好长网志，她多想物理性去伤害那个老师，她拼命去网络、去相关妇女基金会、去找律师想提告”。林奕含在自杀前的访谈中也用到“物理性伤害”这个词组，但在那个广为流行的视频中被剪辑掉了，也许是为了保持她形象一贯的优雅？但这个说法其实只能见出她对正义的渴盼之心，这一股渴求正义的熊熊火焰甚至从未触及对方，而只是燃烧了她；并不是说这一种心情不可取；而是她在毫无办法之后，只能将这股执著的烈火转向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