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语的文学
不必期望她的文章有多少清凉的禅意,如果那样她反而得救。虽然她文字的诡辩离禅意只有一步之遥。但这诡辩,实在不是她能把握,如她要反对的对象那样游刃有余:轻松的,是那种羼杂了恶的生活,更兼它的伪善的文学。她提出的尖锐问题,并不能妨碍她的耻感文学的成立:尤其,当将她的小说理解为一种反语。在不能成为控诉时,成为反语,但反语其实是棘刺更为广大的控诉。但林奕含恰好在文学中反对控诉,于是她的文学只能是一种反语的文学:“他硬插进来,而我却为此道歉。”不理解反语的价值,也不能理解她真正的意志;并非仅仅意欲超越“报告文学”的风格意志;这是一种对她来说愈加稀少而珍贵的生存意志。甚至林奕含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她自己的语言。
然而,这种反语的文学是否有效呢?仍然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它:是追责,还是歌颂诱奸者。作为反语,它分明在说:“惨酷的,太惨酷了!”既针对人性,更针对陈星。如果背叛了反语文学的初衷,可以想见,逃过追责的陈星也可以在小旅馆里偷偷欣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英文老师不会明白李国华第一次听说有女生自杀时那歌舞升平的感觉。心里头清平调的海啸。对一个男人最高的恭维就是为他自杀。”在这个时候,每一个读者都会成为陈星。然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本来是诱奸文化的反语。
林奕含
论文学的意义:从静观,到行动?
小说有难度,而且,赌注过大。根本原因在于它将恶当做了审美(美学是感觉学)对象,然而,文学原本不应该将一切当作感知对象吗?“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艺术所谓真善美的质疑。”这其实更多是对现代文艺的质疑,姑且让我们以为,在古典的文艺观念里,美是依附于真和善的。既然古典观念本身意味着秩序,那么就一定要有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