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果不其然，本次展览中很真实的表达出昌迪加尔的这些素混凝土建筑很多也被列为了荒废状态，典型的“秘书处”（Secretariat）、昌迪加尔建筑博物馆及艺术画廊（ Architecture Museum & Art Gallery ）无一幸免，这些建筑与它们在印度十几个兄弟的大师作品命运一样，都不仅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和地位，沦为了现在幕墙立面的背景。也许被荒废也是一种真实，从纪念的角度讲，真实便是被超越和遗忘，让我不禁想起那位默默死于机场的传奇建筑师路易斯康。那部由他儿子拍摄的纪录片《我的建筑师》（My Architect: A Son's Journey 全2 集 ...）得奖的消息似乎仅仅发生在几年前，这纪录片封面及多次出现重要镜头的建筑——孟加拉国家会展中心（National Assembly Bangladesh），也出现在本次野兽主义展览的“荒废”一栏。
> 华德福教育的创始人，教育家、建筑师和哲学家Rudolf Prenzel在1962-1973年设计的德国普福尔茨海姆新市政厅
路易斯康事实上是为数不多的将无装饰的素面建筑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尤其在大进步的年代里付诸实践的建筑师，这也成为他在执业期间多次遇阻的原因之一，后来他使用更为精致的面砖作为立面材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妥协，在耶鲁美术馆这样的作品中，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挣扎，出乎意外的是，这栋有着局部面砖特点的美术馆也被德国建筑博物馆列为“野兽派”的范畴，联想到在他生命后期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不再使用其他任何材料的习惯，也许是一种归类时的承认，有点像在说，真实的康或那个年代的风潮，便是对于外装饰的嗤之以鼻。
> Alexander Belokon和V. Sulimova在1975年设计的阿塞拜疆巴库的Gosstroy住宅楼
根据展览中的数据，将20世纪50-70 年代经济最发达地区进行比较的话，北美的野兽派建筑数量约占到了总量的20% ，远远低于西欧地区的45% ，但 从目前没有列入荒废的比例来看，北美与西欧荒废比例接近，都高达40% ，这样的比例情况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还是之前提到的，全世界范围内对于几乎无外装饰的建筑物接受程度并不取决于该地区的传统审美，也不决定于经济发达程度，而是有着明显的发源地辐射效应，距离当时的新型建筑设计理论越远，其普及的程度越低；第二，野兽派建筑全世界范围内的荒废如同古典主义的消亡具有同样的悲剧色彩，不以人或建筑师的意识为转移，并且潮流不可倒流，只有轮回。
> O. Gurevich 和 V. Zhukov在1980–1988 年设计的Rus酒店，俄罗斯，圣彼得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