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班主任》“上岗”，越来越多的后来者“报到”。先是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1978年8月发表的《伤痕》，再是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宗璞的《弦上的梦》、郑义的《枫》等等，这些作品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反思“文革”的心灵史记录，更汇成一股文学潮流——“伤痕文学”。
在刘心武的记忆深处，这些被打上了“伤痕文学”标签的作品，最初的命运波折不断。“伤痕文学”最开始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一篇《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出现后，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文章言辞尖锐，“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歌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但反对之声也迅速扩散，“只许‘歌德’不许暴露的法则实际上是扼杀文艺创作”，全国几十家杂志纷纷炮轰《歌德与缺德》。
四十年过去了，当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时，刘心武心如明镜，“《班主任》现在已成为古董了，严格来说，其审美价值已经越来越衰微。”在他看来，“伤痕文学”更多是表达思想、看法、观点，而不是真正在文学本体上进行深入挖掘。但同时，刘心武依旧振奋，认为“伤痕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生活现象，对改革开放进程起到了很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彰显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惊人力量，而《班主任》作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其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当文学不断进展，进而要求创作真正回到文学本体时，光是表达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已远远不够。“伤痕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就消融了。”刘心武说。
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