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盘点他的40年：和时代搅得太紧了(4)

冯骥才不会忘记，展览落幕那天，画作都有了买主，展厅里静极了，他让摄影师摁下快门，给他拍摄了一张照片：他站在展厅中央，身后就是那些心爱的画作，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要和它们分手了。“和书不同，画的原作卖出去了，就永远看不见了。画没有了，我有点伤感。”

对于冯骥才而言，那些年，他不仅要和画作告别，更要和自己最爱的小说创作告别。“过去的二十年，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是文化遗产抢救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冯骥才说，他从未因此后悔过。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来临，冯骥才发现，当人们乐呵呵地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时候，却忽略了文化传统，我们民族应有的价值观和文化DNA在逐渐消失。“当社会迷茫的时候，作家应该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作家应该给生活一点梦想。”时隔多年后，回首那个年代，冯骥才依然感情激荡。

“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的链条里，首先是文化先觉，他首先要感受到文化的痛点，他要先叫喊出来，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才能引起城市管理者的关注，进而影响国家的一些文化策略。”冯骥才的文化先觉先是在家乡生发。1992年3月，他回老家宁波办画展，当地政府说月湖边上的贺秘监祠，是为纪念唐代诗人贺知章而建，政府计划改造好就交给文联，同时许诺，如果他能修缮，房子就给他，修缮费用约20万元。“当时如果没有那20万块钱，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就把我展览中6尺对开的大画拿出五幅卖了。”冯骥才终于筹到20万块钱，修缮好了祠堂，也交给了宁波文联。

如果说贺秘监祠的抢救是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的萌芽，他对天津老城的抢救，则是他的第一次文化行动，他此后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基调也得以形成。1994年，冯骥才由媒体得知天津老城将被彻底改造，老房老屋将拆除净尽。他说，自己的大量小说和散文都来自老城，书里的人物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怎么能接受心爱的老城毁灭。在他的组织下，一支几十人的“杂牌军”成立了，天津史专家、建筑师、文化与民俗学者，还有摄影家通力合作，只为留下一个老城。通过“杂牌军”的努力，留下了老城的影像资料，出了《旧城遗韵》图集。更重要的是，在冯骥才的极力呼吁下，老城鼓楼中心城区和东门内大街原生态地保留了下来，杨家大院、徐家大院、卞家大院和仓门口教堂等重要的历史建筑免遭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