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22日—7月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应邀出席了开幕式，季诺维也夫宣布大会开幕，“下面鼓掌声如巨雷，奏《国际歌》”。代表发言结束后，最负盛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应邀唱歌助兴，演唱了一首根据普希金诗歌创作的歌曲，“歌竟，四座鼓掌不已，坚请沙氏再唱”（瞿秋白将夏里亚宾翻译成“沙略屏”，故称“沙氏”），于是夏里亚宾又与参会代表一起高歌当时流行甚广的《劳工歌》，“五千多人的全剧院都卷入《劳工歌》的声浪中了”（《莫斯科的赤潮》）。

10月10日晚，瞿秋白应邀参加德尔纳斯嘉女士的家庭音乐会，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音乐会的场景：“披霞娜（钢琴）声忽动，有一人奏携琴，一人奏繁华令（小提琴）相和，风雷疾转，泉漏铿锵，固然已经怡神心会，最动人处却在抑扬迢递间写得人心弦上的言语，一中年妇人且吭喉高歌”。在瞿秋白看来，欧洲音乐较中国传统音乐而言，更为热情奔放，表情达意的效果更佳，“比较的能传达人的情感与于外，我虽中国人，听中国乐却没听外国乐的易于感动怡悦”，并指出在苏俄这种高雅音乐已普及于人民大众，“欧洲人的精神娱乐，高尚雅致，而且不一定是上等人间”（《智识劳动》）。工人在工作之余也会“有时上戏院”去欣赏高雅艺术。12月15日，瞿秋白因肺结核复发，入高山疗养院休养，他还饶有兴味地记下了疗养院所采用的“音乐疗法”：“有时还请人歌唱演剧奏琴，作娱乐——有一定的规则”（《中国之“多余的人”》）。

1921年10月，美国“现代舞之母”邓肯在莫斯科设立舞蹈学校，并在《新闻报》上发表了《新艺术与群众》一文。次年2月，瞿秋白翻检上一年的旧报，偶然读到这篇音乐文论，大感兴趣，立即将其翻译出来，并撰写译者按，将邓肯誉为“革命的美人”“愿意献身于革命的舞台”，这篇文论也成为瞿秋白音乐思想成型的立论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