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钱选 《王羲之观鹅图》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如今，我们最常见到的印章样式大概有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也有圆形和椭圆形印（我们平常说的“随形印”一类），但是在古代，印章的样式却比现代丰富得多，不仅存在着双联形、异形等独特款式，还有子母印、烙马印等珍稀之作，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看起来不像是印章的印章……小小的一方印章，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代文人有趣的灵魂。

多面印的流行反映了魏晋时期个性解放的潮流

印章自秦汉以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在周代及战国时期，古玺印章的样式十分丰富，比如西周时的三角形与椭圆双联玺印、春秋时期的两方“士君子”双圆+三角形玺、春秋时期的“王戎兵器”菱形玺。到了战国时期，异形玺则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方形玺加凸出榫状玺、曲尺形玺、正八角玺、盾牌徽章玺、树叶形玺、三菱扇叶玺、心形玺、多榫凸出形玺，应有尽有……

古代印章通常都是一面刻字，但也有不少“一举多得”的情况。穿带印因左右有孔可以穿带而得名，印的上下两面都刻有印文，大多是一面刻姓名，一面刻字号的私印，所以又称“两面印”。

多面印中比较有名的要数颜綝（chēn）六面铜印，这枚印章的主人是东晋时期担任州西曹骑都尉的颜綝，六面分别刻有“颜綝”“臣綝”“颜白笺”“颜文和”“颜白事”“白记”。三国两晋时期，随着软体文书载体（纸、纺织品等）的普遍使用，印章的用法也从打印封泥逐渐转变为直接钤印。新型私印特别是多面印的流行，反映了当时个性解放的潮流，也表明了印章用法的改变和使用范围的扩大。这一时期出土的众多六面印，印文篆书呈现出字体竖长横短、布局上紧下松的样式。这种风格的篆书，被研究者形象地称为“悬针篆”。

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独孤信的那方煤精印。煤精石是一种特殊的煤，它软硬适中、黝黑发亮，是一种理想的雕刻材料，古人常用它雕刻动物、佛像等，很多文人还喜欢用它来做砚台。不过，用来做印章的却很少见，而且这枚印章有26个印面，其中8个印面呈三角形，18个印面为正方形，14面上都刻有文字。

为何独孤信的这枚印章如此奇特呢？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独孤信兼任的官职实在是太多了！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柱国之印……这14面印文的内容各不相同，用途自然也不一样。毫无疑问，它是印文字数最多的一枚。

印章里的机械美学“巧借天工”

古人隐藏在小小印章间的奇思妙想不计其数。子母印又称“套印”，最早应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也有四方者）套合而成的印章，印文多作深细朱文，一般为私印，内容刻姓名、表字等。其印钮，母印多为母兽，子印多为子兽。也有母印钮为兽身，子印钮为兽首者，套合成完整兽形。

战国“三轮盘蛇铜印”堪称机械美学先驱，直径仅2.3厘米的青铜圆盘上，三条可转动的铜蛇首尾相衔，转动时蛇眼嵌绿松石随之闪烁。东汉“连弩印”更显巧思，印面为弩机结构图，侧边刻“一发射十”铭文，据考证为武库兵器登记专用章，将实用功能化为艺术表达。

带钩印最早出现在秦汉时，就是将印文镌刻于带钩的钮上，一多半为圆形，也有长方形的，这种印称为带钩印，带钩长一些的有数寸或尺许，短些的约为寸许，实际上，有多少带钩类别，差不多就有多少种带钩印，因为带钩印上所镌的文字多是吉祥话或姓名。带钩印将名字铸或凿在衣带钩的钩纽上，既可以作皮带钩，又可以兼作私人印信，一物两用，很为便利。

汉代“日利”鱼形穿带印，将二字化作双鱼交游之态，鱼尾勾连成“日”字，鱼身盘曲为“利”字，堪称最早的视觉字谜。唐代盛行“酒器印”，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印”，印钮为玄宗时期著名的舞马造型，马口衔杯作跪拜状，印证《明皇杂录》中“屈膝衔杯赴节”的祝寿场景。

南宋姜夔（kuí）“白石道人”印别出心裁，以道家符箓体入印，“白”字如鹤立，“石”字若山耸，与其《续书谱》中“书贵形不贵作”的美学观暗合。明代画家徐渭刻“青藤书屋”葫芦印，将整枚葫芦剖半为印，天然纹路与篆刻相映成趣，开创文人用印“巧借天工”之风。

为什么在古画里会有个“囧”字印章

《王羲之观鹅图》是中国元代画家钱选创作的纸本设色画，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看过这幅作品的人，大多数都会留意到画中一个奇怪的地方——为什么在古画里会有个“囧”字印章？

其实，这个字不是囧，外面的“口”是印章的四边，里面的是篆书“公”字。“公”是清代初期一个著名收藏家耿昭忠的号。耿昭忠，字在良，号信公，汉军正黄旗。康熙初年，他的大哥耿精忠勾结吴三桂、尚之信发动叛乱，史称“三藩之乱”。由于耿昭忠及时向康熙皇帝表忠心，与大哥划清界限，幸免于难。

虽然耿昭忠有个不省心的哥，但他本人倒是个有才情的人。《清史稿》记载他：“擅文章，工艺事，善鉴别。”后世流传的宋、元书画真迹很多都有他的收藏印章，也就是那个“囧”字章。耿昭忠在自己收藏的画上印“公”的时候，下面都会附带“信公珍赏”。这幅钱选的《王羲之观鹅图》，就是他曾经收藏过的，上面印有“公”和“信公珍赏”。

郑板桥“七品官耳”印将“耳”字化作下垂官帽翅，自嘲中暗藏对官场的不满，恰似其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风骨。最令人捧腹的当数齐白石“老夫也在皮毛类”印，边款刻“大涤子尝云，前人作画，不过窃得皮毛，余更在皮毛类”，将石涛（号大涤子）的谦辞反转自嘲。吴昌硕“无须吴”印更为顽皮，因晚年蓄须，遂刻此印调侃无须时期的自己，印面“吴”字下部故意留空，形似捋须老者。

清代“西泠八家”之一陈鸿寿，刻“琴书诗画巢”多面印，各面文字可任意组合成“琴巢”“书巢”“诗画巢”等，如同立体拼图游戏。赵之谦“为五斗米折腰”印，将陶渊明典故反用自嘲，印面“米”字刻意放大占半，五粒米纹环绕四周，令观者会心一笑。

这些穿越时空的印章，或庄或谐，或奇或正，方寸之间凝结着古人惊人的巧思与鲜活的生命力。当我们在博物馆玻璃柜前驻足凝视，那些憨态可掬的印钮、机巧暗藏的纹饰、率性洒脱的铭文，仿佛在告诉我们——原来最厚重的历史，也可以是最可爱的模样。

文/本报记者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