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杨晓阳在访谈中回顾了其艺术之路。其创作风格的转变，缘于家庭熏陶、名师指引及创作实践。在西安美院任职期间，他推动教学改革，提出“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理念，拓展艺术教育格局；执掌国家画院时，秉持“大美为真”理念，构建“一部八院五中心”体系，激活学术生态。现任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负责人的他聚焦美术创研、舞台展演、艺术培训、乡村文化振兴及文化产业联盟五大板块，深化国际交流。他强调艺术教育需以实践驱动理论创新，在推动中国专业艺术教育发展的同时，全民艺术教育空白待补，美术院校需扭转“重理论轻实践”倾向，回归艺术教育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  创作实践  艺术教育  风格转型  院校改革  文化推广

In the interview, Yang Xiaoyang reflects on his artistic journey, attribu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creative style to family influence, mentorship from renowned masters, and hands-on artistic practice. During his tenure at the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he championed educational reform by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Grand Art, Grand Academy, Freehand Spirit,” thereby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art education. As Director of the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Painting, he upheld the philosophy of “Grand Beauty as Truth,”establishing a “1+8+5” framework (One Headquarters, Eight Academies, Five Research Centers) to invigorate the academic ecosystem. In his current role leading the China Culture and Arts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he focuses on five key areas—fine arts creation and research, stage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art train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y alliances—while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He emphasizes that art education must prioritize practice-driven theory. While China’s professional art education advances, gaps remain in public arts education. Fine arts institutions, he argues, must address the tendency to “prioritize theory over practice” and return to the fundamental logic of art education.

Keywords  artistic practice; art education; style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cultural promotion

李乐然（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本刊责任编辑）：杨院长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上绘画之路的？

杨晓阳（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我的绘画之路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我的曾祖父是老中医，擅长画“四王”类型的山水画，书法也颇为出色。他那一代读书人皆使用毛笔，因此他对传统笔墨技法及文史知识都有深厚造诣。我父亲是科班出身，曾就读于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抗战期间，西北师范学院会聚了一批留洋的老先生，吕斯百和洪毅然都是他的老师——吕斯百是班主任，亲自教授他油画。当时，黄胄被聘为兼职教师。我父亲与黄胄的夫人是同学。尽管父亲在学校主攻西画，但上学前已研习过国画，其书法与国画皆承袭中国传统。这样的家庭氛围与艺术传承，为我埋下了绘画种子。家中其他亲戚也常执笔作画，我在一旁观察模仿，便开始学画。那时虽无专人系统指导，但身边懂画的人总能随时给予点拨，于是我渐渐爱上了绘画。那时并未想过成为画家或从事美术工作，只是家里画画的人多，我便也顺其自然地踏上了学画之路。

高中毕业后，我插队落户到长安县内苑公社，其间修水库、干农活。当时政治宣传工作频繁，诸如制作宣传画报、布置运动汇报展览等，我被抽调参与这些工作，绘画任务繁重。尽管此前在家中已接触过绘画，但那时仍只是爱好。恢复高考后，父亲开始为我精心规划从基础到考学的绘画课程。我记得当时有一本32开本的《俄罗斯中等美术学校素描教程》，内容从几何形体、静物，到骨骼肌肉、头像、石膏像、真人像（包括头像、半身像、全身像、带环境的双人像），循序渐进。还有一本16开本的《素描教学》，完整阐释了契斯恰科夫体系的素描教学理念——该体系要求绘画初步阶段“尽量贴近照片，在适当阶段停下来”。这一理念在当时影响深远，我们多年来都以“再现自然对象”为素描练习的目标。

我父亲与谌北新、刘文西、陈光健、杨健健、武德祖、张雪茵等老师交好。他联系这些老师为我指导绘画，并安排我观摩他们作画。他们三家住在同一排房子里，当时西安美院老师的居住条件是一家两间房，一排共六间。画一段时间后，我便拿着画作去院子里向老师们请教，白天则在美院的空房间练习。那时西安美院位于兴国寺，我有个同学叫张世勤，其母亲负责管理石膏房，我们常去石膏房临摹“大卫”“被缚的奴隶”等大师雕塑作品，同时练习静物与风景写生。有诸位名师指点，我的画技进步迅速，从一开始便未走弯路。谌北新老师、刘文西老师等在全国颇具影响力，在观摩老师们作画时，我发现他们并非完全照搬照片。中国人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主观把握，绘画的视角不同于物理镜头，它包含选择、提炼、聚焦、夸张与变形。谌北新老师和武德祖老师常悉心为我讲解这些理念，刘文西老师虽言语不多，但他作画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老师的言传身教，如今想起仿佛昨日之事。这时我才意识到，绘画并非如契斯恰科夫体系所言一味追求“像照片”。我的学画历程自然而连贯。在我们这代人中，我起步较高且接受了系统训练，至今未多走过弯路。以中西结合的人物画为例，徐悲鸿、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刘文西、杨之光等前辈已探索出成熟的创作方法——融合科学造型与传统笔墨。我曾直接向黄胄先生、方增先先生、杨之光先生、刘文西先生请教，后来又与许多老师共事，为他们提供服务，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我直接学习了许多表现方法。年轻时，我便用这种方法创作，但作品难言精妙，因为他人的创作方法即便学得再像，也只是皮毛，终究难以企及老师们的高度。因此，我很快便领悟了“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直至追溯唐人李邕“似我者俗，学我者死”的道理。于是，决心另辟蹊径，探索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杨晓阳黄河的歌纸本设色200×271厘米1983

李乐然：1979年您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当时的学习情况是怎样的，有哪些老师授课呢？

杨晓阳：当时国画系也处于恢复阶段。“文革”前的西安美院，培养了大量优秀艺术家，但“文革”十年间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我们是79级，77级、78级这两届由于春季生、秋季生交替，只差半年时间。前两届在年龄上几乎没有限制，到我们这一届才有年龄限制。我在班里年龄倒数第二，班级里有比我大将近10岁的同学，他们入学时绘画技巧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西安美院国画系恢复得相当迅速。

当时罗铭老师给我们上过课，我还曾到郑乃珖老师家里向他请教。刘文西、陈忠志、赵步唐、萧焕、杨建兮、刘保申、张之光等老师，在当时都年富力强、十分活跃。名气最大的当数罗铭、刘文西、陈忠志。

李乐然：您的大学毕业创作《黄河艄公》《黄河的歌》获得一致好评，请您给我们谈谈这两幅作品的创作情况？

杨晓阳：那两幅画是我跟着刘文西老师写生时构思的。当时刘老师带着研究生张立柱和我去陕北写生，那时我是本科生，大概走了一个半月。刘老师带着张立柱离开后，我在那里又写生了两个月，前后大概三个多月。我画的船就是我坐的船，那条船负责从吴堡到韩城这段路线的运输，画面上的具体人员就是那条船上的船工。在将近两个月的交往中，我与船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后都有了几十年的交情。

杨晓阳大河之源之二纸本设色82×110厘米1986

李乐然：1985年，您与几位画友一起骑自行车从西安出发，途经甘肃、青海、敦煌至新疆，历经四个月，完成了大量写生。能否谈谈这一路的经历与感想？这段耗费体力与毅力的“自驾游”，对您之后的艺术创作和行政管理是否有所启发？

杨晓阳：1985年，我在读研究生，这段经历的缘起与刘文西老师有关。当时我随刘老师去陕北写生，他看过我的速写后说：“晓阳，速写画得不错，可以考我的研究生。”起初，我说我不行，后来张立柱提醒我：“刘老师让你考他的研究生，刘老师说行就行，你得准备准备。”我当年7月本科毕业，研究生考试在次年1月，而写生是在9月，中间有一段备考时间，后来我顺利通过了考试。考上研究生后，同学们普遍更崇拜专业老师，对文化课不够重视。当时一位政治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任务：全班同学读《资本论》并参加考试，不通过者取消研究生资格。于是，上下三届十几名研究生开始封闭学习《资本论》，两个多月后全员通过考试。长时间的封闭学习十分枯燥，大家便计划暑假骑车去郊外放松。起初有同学提议去临潼或汉中，但大家觉得路程太近不尽兴。我提议去新疆，一来暑假一个月时间刚好够往返，二来，1986年毕业，1985年暑假深入生活体验，回来后画毕业创作、写论文，时间安排合理。这一提议得到很多同学的响应，前后几届和其他系的70多人报名。随着出发日期临近，大家开始准备长途骑行装备。

到真正决定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没几个人了。和我一起启程的有6人：后来担任图书馆馆长的应一平、副院长韩宝生、去兰州民族学院的宗维新，以及我带过课的进修班学员晁汝愚、刘军。骑到甘南时，晁汝愚和刘军因高原反应提前返回了。应一平性格倔强，一马争先，在穿越河西走廊前往哈密的上坡路段，他骑到吐血，我便让韩宝生陪他回去了。最后只剩我和宗维新从敦煌北上，越过星星峡，经哈密进入乌鲁木齐。我的自行车撞毁后，我们拦了一辆解放军军车前往库车。在库车写生一周后，宗维新因感冒返回，只剩我一人在库车又待了一个月。我们是1985年7月10日从西安出发的，我是11月10日从乌鲁木齐返回的，前后整整4个月。

经1985年的这次骑行后，我的创作题材便与丝绸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艺术源于生活，真正的灵感藏在长途跋涉的艰辛与沿途鲜活的人事中。对后来的艺术人生和行政管理工作而言，它也教会我：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团队管理，都需要勇气、耐力与对目标的执着，同时要懂得在困境中调整节奏。这些感悟，至今仍在滋养着我的艺术与人生。

杨晓阳丝绸之路综合材料380×6400厘米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