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然：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状况？如今美院对艺术理论的重视程度已超过对艺术创作的要求，您对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有何想法与期待？

杨晓阳：我认同刘文西老师“专注画作本身”的创作主张。绘画过程中自然会伴随思考，作品面貌往往在动笔后逐渐生发，而非完全按预设推进。回顾我的创作，每3—7年风格会有较大变化。以50年为尺度看，这种演变持续且连贯，甚至创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笔触、每一种表达都在变化。相比之下，有的同行一生未形成个人风格，有的形成后稳定延续，如刘老师，其风格是自然流露而非刻意为之。我的不同在于风格迭代较快，每批作品都有新感受，这种变化源自日常感悟，并非全凭预设。我只专注于当下的创作过程，就像只关心耕耘，不关心收获。一定程度上，作品数量反映质量，每个人的天赋差异有限，实践才是真知源泉：画家在持续创作中深入思考，笔下自然完成蜕变，这种“笔能思考”的状态，外人可能难以理解，但创作者深知其奇妙。

美术学院要成为真正的艺术殿堂，必须重视绘画实践，而非停留在指望理论引领的层面。画家的交流载体应是画作，而非语言文字，量变引发质变，唯有大量实践才能收获真学问，所谓“实践出真知”。

我在西安美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美术学院的艺术考古研究所。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第四大学）设有艺术与考古学院，我曾在那里兼职任教过，之后将相关理念引进到西安美院，成立了艺术考古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和博士点，对西安美院乃至全中国都产生了丰富学科内容支撑的正面影响，同时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今反思，当美术学院将美术史论从基础课变为专业课，甚至以理论学位为最高目标时，实践被严重搁置，导致“重理论轻创作”，本末倒置。这一趋势使美院趋近综合院校，背离“专注艺术”的本质。若师生将精力投向发表论文而非提升画技，美院的专业性将受损。作为艺术考古学科与艺术理论博士学位的推动者，我对此负有一定责任。因此，必须重申：在美术学院，“画得好”是根本，当前普遍存在的绘画能力弱化问题亟待解决。重视个体实践的独立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在文学领域，先要重视曹雪芹，后来才产生红学家。

艺术与科学本质上不同，考古（包括艺术考古）属于科学范畴，而艺术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正如可以画红苹果、黄苹果，甚至蓝苹果，这是艺术的自由。若将艺术科学化，用科研思维束缚创作，是对两者边界的误判。艺术考古若仅为理论提供论据，而不与创作实践结合，便停留在初级阶段。艺术不应成为科学的附属品，其价值在于情感表达与精神创造。艺术创新又能产生影响文化、哲学以及推动社会治理的强大作用，但实践的总结才能产生理论，没有实践，理论便是无本之木。艺术考古更适合作为综合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方向，而非美院的核心课程。

真正的艺术发展规律是“实践驱动理论”，每当创作有重大突破时，理论体系自然随之拓展。美术教育应回归“以实践为根基”的逻辑，艺术高考改革中，将文化课分数线提高至一本、二本线的做法缺乏对艺术学科的本质认识。相比之下，专业课和文化课加总计分的办法是最科学的办法。这些需要认真论证，否则将影响整个艺术教育的健康发展。警惕用科学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应让创作实践重新成为美院的灵魂。（本文由录音整理，经杨晓阳审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