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艳芳》结尾处，出现了维港之畔的梅艳芳铜像，为全片作最终风流星散之后的定格。“香港女儿”是刘德华题于铜像底座上的话语，也是影片最终试图点题的关键词。这位去世已经将近18年的一代巨星，幸而未被薄情日甚的年代所遗忘。

在电影院看《梅艳芳》这样的电影，是非常特殊的体验。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曾经热爱并如今仍然热爱着香港流行文化，而是因为已经太久没有在影院看一部聚焦过去香港，尤其是过去香港娱乐业辉煌年代的影片了。因此，当王丹妮饰演的梅艳芳在片中的舞台上大方亮相，唱起《风的季节》《烈焰红唇》《坏女孩》《女人花》，便会令人不由自主地要抖脚、跟唱、呐喊，当然，在影院里不能这样做，因此这些具体的动作都凝成通体酣畅的情意结，运转于观看时刻，肉身的血脉之中。

影片由2003年梅艳芳在最后的演唱会后台与刘培基相对开始，引出中间占据电影主体部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倒叙，系统回顾了一代天后传奇、曲折、一唱三叹又其实相当短暂的一生。关于她的一生，资深的粉丝懂得太多，本不需要流水账再说一遍，但本片导演梁乐民似乎并不希望单纯复述，而是希望借由《梅艳芳》这部电影，说几句对疫情时代香港的鼓励。

因着这样或明或暗的“狮子山下”式安慰曲，《梅艳芳》成功将传奇人生境遇浓缩成为了“香港女儿”，自上世纪60年代的幼年开始奋斗，最后成为香港人战胜任何往来艰难困苦的图腾式人物的过程。从她身上见到的豪迈、果敢、由百变而至一往无前的娱乐精神，也呼之欲出，几乎要被铭刻在香港历史一个个的璀璨瞬间里。

片中有两处非常具有时空征符的音乐片段，看来十分教人唏嘘：童年时代，姐姐梅爱芳找到她，一同去登台演唱时，两个小女孩手挽手，哼唱着上官流云改编自披头士乐队《Can't buy me love》的《行快啲啦》（走快点啦），时间大约是1965年以后。生于1963年的梅艳芳，四岁起与姐姐开始演唱生涯，正是香港阵痛的上世纪60年代末期，这首改编自欧西流行乐的粤语俚语歌，尚处于香港乐坛相当口语化的粤语歌阶段，创作者上官流云是马来西亚华人，词曲非常应景地催动了以曲中“嫁了人”的女主人公阿珍为主人公的粤语电影，呈示粤语歌强大的市场潜力。对身处那个时代的梅艳芳来说，因家庭缘故不得不过早踏入社会，实际上在几岁大的年纪，经历了普通人一二十岁的艰苦，哼着上官流云的歌，切身感受着经济起飞前夕冷战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杂，塑就了她一生的永不服输。

另一处则是在最后，当梅艳芳罹患宫颈癌，生命进入倒数时刻，坚持要举办最后的演唱会，彻底将一生的甘苦奉献给舞台和观众（对影片创作者来说，重点突出的还有挚爱的香港都市），伴随着完成她最后的献礼的乐队编制，是来自陈燮阳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在2003年的时空背景下，香港与内地越来越紧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呼之欲出，那正是在香港回归不久、两地各自经历了非典侵袭、香港娱乐业因数宗巨星去世而遭到重创的时刻。最后电影的演唱会片段，是以真实的演唱会录像画面配以演员表演构成的，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剪辑上的时空共谋或错觉，在旧影像资料中存在感极高的上交乐团，自然也成为了梅艳芳生命落幕时刻的注脚。这两个片段出自拍片节奏非常高效的梁乐民之手，全片完成的效果也就呼之欲出了，无论剧本对梅艳芳的一生作出怎样的取舍，贯穿全片的动人桥段，总是要直击观众内心。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梅艳芳》不出意外地挂一漏万（因为种种原因）地平铺直叙了梅艳芳的娱乐人生，仍然在香港有相当不错的口碑与票房。对于内地观众（比如笔者）来说，当年欣赏梅艳芳的娱乐形象，本身已经是隔岸观火的姿态，今日的缅怀，无非是取用了影片中通篇无处不在的娱乐公约数，以及由梅艳芳面对招工广告毅然决定投入选秀，从而改变人生的“香港精神”外化。对香港观众来说，可能单纯在大银幕上见到梅艳芳的形象——无论演员表现如何，精神气质像不像——听见她说出对香港的热恋与坚持，就足以被感动了。是当年信息流动的相对不均匀造成了梅艳芳最终风靡华人世界，又是今日信息流动的相对均匀令“追念梅艳芳的香港精神”成为了华人观众的共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梅艳芳》对时代症候的把握不可谓不准。

当然也有人说，其实这部电影拍早了，若再等二三十年，等到关于黄金时代香港电影业的纷扰彻底尘埃落定，如《阮玲玉》一般，可以将历史彻底当成文献钩沉，或许《梅艳芳》中无法直接言说的部分能够得到顺利地呈现，比如梅艳芳与近藤真彦（电影中该换了名姓）情感变化的真相，比如没有出场的人物，比如目前这位不太像张国荣但仍然占据了相当多篇幅的“张国荣”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到关于梅艳芳的生命叙事……许许多多影迷、歌迷想要看到的内容，目前只能欠奉。或者《梅艳芳》最大的贡献，仍然是导演自陈的，以“香港的女儿”的名义，为香港的再度腾起，打气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