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艺48年“两个阶段，一个方向”

钱晓鸣：如果从1978年算起，你已经从雕塑艺术48年了，这48年跨越整个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发展，艺术家个人发展与时代发展共生共荣，你的发展是否可以分概括为两个阶段和一个方向的探索？

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你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并纯化深化。那就是从青铜器和中国古代意象审美上发现富有意味的形式，可以称为你的“青铜时代”，具有简洁提炼的边轮线和昂扬气势的形式语言，这个阶段从研究生阶段已经开始，到1989年《鉴湖三杰》完成，以“水浒系列”创作为高峰。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开放寻根向未来”，你的创作依然超越了“传统出新”，进入了“托古改制”“借古开今”，完成了自己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从2000年以来发现并创作了“莲”系列，如果说你的“青铜时代”是外向、刚烈的，那么“莲”系列，则是内敛的、深邃和平的。从性适合你上与“青铜时代”构成了刚柔并济的互补发展关系。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莲说时期”。人们普遍关注到你的“青铜时代”，但对你“莲说时期”创作重视不够，特别是“莲说时期”在你个人探索的意义认识不足。

另外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公共雕塑创作几乎贯穿你整个雕塑创作历程，所以这个特色可以概括为贯穿始终的方向。中国20世纪现代雕塑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雕塑现代转型加上雕塑和公共雕塑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从你1982年本科毕业以后不久就开始从事城市公共雕塑创作，在21世纪以来，你的公共雕塑创作直接融入国家重大项目。

这“两个阶段，一个方向”，实际上是和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大趋势发展和你个人雕塑艺术探索相呼应的，能否介绍一下这“两个阶段，一个方向”你的思考和创作发展，特别是代表作的产生？

曾成钢：“两个阶段，一个方向”这个提法，确实为我四十多年的艺术创作轨迹提供了一个新的概括角度，也很贴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艺术语言的“寻根”与“筑基”时期。当时整个社会都处在“开放寻根”的氛围中，我也迫切地想探寻中国雕塑自身的现代声音。研究生阶段，在导师的指引下，我沉浸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世界。真正吸引我的，不是具体的饕餮纹饰，而是那种器物整体散发出的雄浑刚健的气势，以及经过高度提炼、充满力量与节奏感的轮廓线条。我意识到，这些线条中流淌的，是一个民族最本真的生命力和精神气质。那时的我，一心想从这座沉睡千年的艺术宝库中，汲取能为己所用的养分。

那段时间，我整天泡在学校图书馆里，不仅钻研中外经典雕塑，也从其他艺术门类中获得不少跨界启发。比如版画，珂勒惠支作品中那种铁笔般的语言，其黑白世界里蕴含的强大力量让我深感震撼——反倒是她的雕塑，我没太多感觉。

真正把这些思考“立起来”的，是1989年的毕业创作《鉴湖三杰》。我尝试用从青铜器中感悟到的、那种刚健纪念碑式的语言，去塑造秋瑾、徐锡麟这些近代先驱。我希望人物不仅形似，更要具备一种顶天立地、不可摧毁的精神象征。这件作品后来获奖，给了我很大信心，也证明这条路可行。到了创作“梁山好汉”系列时，这种语言就更放得开了。李逵、鲁智深身上的那股叛逆、豪迈和原始生命力，与我追求的艺术形式天然契合。我大胆地夸张、压缩形体，让线条和块面充满张力，使作品仿佛从内部迸发出能量。这个系列，也成为我那一阶段个人风格的代表。

我的兴趣其实很广泛，既倾心于宏大叙事，也关注一些富有趣味的题材。比如“精灵系列”描绘的是柔弱的小动物，我却赋予它们一种霸气刚猛的气质。这些看似轻巧的题材，经过我的形式语言处理，也能呈现出有分量的形体结构。其中的结构与霸气，正是源于青铜器的启发，我称之为“青铜线”。这种提炼概括、富有韧性与张力的语言，虽不同于中国书法线条，却同样具备很强的写意性和表现力，成为我作品中鲜明的个人标识。让人感觉，经过我的手，作品就带上了强烈的个性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