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个性语言的追求，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若说在国内外各选一位最喜爱的艺术家，我会选梵高和潘天寿。我的创作也深受中国书法影响，尤其是草书。我欣赏王羲之将书写升华为书法，树立审美典范；张旭、怀素将个性性情融入狂草；弘一法师让书法如空气尘埃般透出佛法的超然；而毛泽东的草书，我认为是中国书法集大成的至高境界，融书法、哲学、文学、历史于一炉，他的《沁园春·雪》更是书法与诗词的绝配。这些我所敬仰的艺术家，其艺术达到的高度令我神往。我总试图解读他们身上的艺术密码，虽常感无解，却始终心向往之。

2000年我来到北京，经历了工作、生活环境与视野认知的多重转变，人生心境随之变化，创作自然也进入新阶段。一方面，年岁渐长，对社会与人生的体悟更趋复杂，不再满足于单一昂扬的表达，更想传递一种内省、深邃乃至带有哲思的意境。另一方面，宇宙规律讲究阴阳平衡，人亦如此。人是鲜活、丰富、会思考的生命，不可能一直处于躁动或压抑中，艺术家尤需不断寻找新的可能，表达内心感受。于是，我开始创作“莲”系列，以及“大觉者”“中华家园”等不同主题的作品。

《莲》系列准确记录了我的转变与探索。2000年世纪之交，在杭州太子湾公园的全国雕塑展上，我望着眼前的大草坪，正思考雕塑语言的转型，目光落到了荷花与莲蓬上。无论在自然还是人文意象中，“莲”都是完美无瑕的象征，它出淤泥而不染，承载着诸多美好寓意。而我思考的是，如何将这份美好置于某种破坏性的冲突之中——就像生活中人们剥开莲蓬品尝鲜美的瞬间，或是秋冬季莲蓬干枯皲裂的状态，都让我内心震动。以此为观念起点，我将莲蓬剥开、晾干，在其形变、残缺的过程中，激发种种联想与矛盾。后来，我将不同尺寸、造型的莲蓬作品置于各类环境中，它们竟受到各地观众的喜爱。我采用不锈钢镜面处理，让作品随环境光影变化，与空间和谐相融。在这一点上，我的“莲”与亨利·摩尔的雕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猜想摩尔或许也受过中国园林假山与太湖石的启发。

创作有时是雕塑家在塑造作品，有时也是作品在塑造雕塑家。我的“莲”从整体上呈现出从硬朗刚猛转向坚韧内敛的轨迹，但这并非二选一，而是一种丰富，是向着刚柔并济的方向发展。对于“莲”，我想用不锈钢这类现代材料，去捕捉那种冰清玉洁、静谧舒展又充满内在生命力的状态。它的气质空灵而收敛，不事呐喊，只是静默地生长、绽放。我希望观者能在它面前慢下来、静下来，感受到一种超越物象的宁静与精神性。我更多地思考作品与材料如何更好地融入环境。“莲”系列在环境与文化契合度上做得比较成功，它的文化表达不刺眼、接受度高，较好把握了文化内涵与造型表现的统一，这也符合公共雕塑必须与公众、历史、环境相融的要求，而非仅仅是艺术家的个人表达。

2001年，我创作了第一件“莲”；到2010年，完成第一件不锈钢“莲”，历时十年；从2010到2020年，“莲”被陆续陈列展示，又过去十年。这二十年间，我创作了许多“莲”，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镜面不锈钢版本。用不锈钢表现“莲”，并非材料炫技，而是希望以这种空灵内敛的气质，与我此前作品中外放的张力形成互补。直到今天，“莲说”时期仍在延续发展。“莲”如同一道亮光，将客观物象、哲学内涵、东西方的造型追求融为一体。我始终在探索中寻求突破，因为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必须继续前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生水起的“高原时代”，每位有追求的艺术家都怀揣“中国梦”，有责任推动艺术高原上涌现更多高峰。身处这个时代，我的个性就是乐于不断努力创造，乐此不疲——这不仅体现在个人创作上，也在于我为之服务的中国雕塑事业。中国雕塑学会即将迎来成立35周年，当年前辈们梦想打造的学会品牌展“中国姿态”，不仅成功举办，还荣获文旅部优秀项目。中国雕塑是世界雕塑的一部分，也正为世界雕塑的当代发展贡献着“中国方案”。

就作品而言，视觉最易被感知，但视觉形象的形成，往往经历漫长而复杂的周期，是艺术家认知与思考的高度凝练。这个阶段，我的创作开始有意识地寻找那些高度精神化的文化符号——可能是“莲”，也可能是“大觉者”。在《大觉者》中，我将孔子、老子与柏拉图、马克思等东西方思想者塑造成一组，让他们跨越时空“坐而论道”。这其实是“莲”时期精神追求的延伸，意在更高层面思考人类智慧的共通与和谐。这一阶段的作品，或许不如“水浒”系列那样具备直接的视觉冲击，但对我而言，这是艺术探索走向更深精神世界的必经之路。

公共雕塑——以前我们叫“城市雕塑”，这是与城市记忆和时代精神对话的重要文化形态；对艺术家来说，它既是专业能力的考验，也是必须面对的课题。我的第一件公共作品《起舞》完成于31岁。此后，我有幸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主题创作，如烟台的《月光》、温州博物馆的《中国神话》、上海龙华的《肝胆忠魂》、国博的《愚公移山》、中央党校的《战友》、党史馆的《伟业》，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的大型雕塑《伟业》。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关的艺术创作中，我参与了大型公共艺术项目的组织与实践，让雕塑与国家重大历史事件及公共意识相结合。这样的创作方向始终提醒我：作为一名雕塑家，我们的语言不仅服务于艺术表达，也服务于社会对美、历史与文化的共同认知。随着城市与文化建设的推进，公共雕塑日益成为城市形象与精神表达的重要载体。我的个人经历，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中国当代雕塑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我认为，无论是架上作品还是公共雕塑，尽管具体要求不同，但其核心的艺术性与品质标准是一致的：立意要高远，风格要鲜明，材料要恰当，尺度要合适，并且必须与环境融为一体。一件成功的公共雕塑，应当同时获得政府、公众和艺术家自身的认可；如果能在文化传播、审美引领等层面实现多重价值，趋近于一种“五赢”状态，那便是理想的作品，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同时，我也始终尝试将更具艺术性、更有风格语言的雕塑带入公共空间，以提升空间的审美品质与精神品格，使其真正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文化的构建。

回过头看，“两个阶段，一个方向”这三者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着我作为一名雕塑家的成长。

（二）四大乐章“交响曲”

钱晓鸣：这次你的展览“天地间”分为四个篇章：序章：山河巨丽、第一章：生命意象、第二章：历史回响、第三章：天地精神”

曾成钢：“天地间”这个展览，经过我与策展团队孙振华、张晓凌、殷双喜、傅中望、冀少峰、马琳等专家长达一年多的细致策划，成为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个展。在中华艺术宫如此宏大的空间里办展，我铆足了劲，想做一场别人“做不了”的展览。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系统梳理后，我最终以“天地间”为主题，并借鉴中华传统的“中轴线”概念来构建展陈序列，力求体现正大光明、质朴敦厚的传统精神。展览从中华艺术宫门口的序章“山河巨丽”开始，逐步深入到展厅内部的“生命意象”“历史回响”“天地精神”三个板块，全长200多米，从公共空间到展厅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整个展览的策划与展陈浑然一体，其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空间装置”。

这个展览系统地回应了“雕塑是什么”“我在做什么”“我做得怎么样”等一系列问题。整个展线分为四个篇章，以序章“山河巨丽”作为精神入口。我希望观众一踏入展厅，就能感受到一种宏大而饱满的生命张力与文化气象。在这一部分，我选取了《龙马》《剧神之柱》《精神不倒》《远山呼唤》《我们同行》《站立的鸟》等作品。这些雕塑不仅在体量上具有震撼力，更在精神象征上贯穿了生命意志、文化符号与内在力量。

比如《龙马》，腾跃的姿态象征着民族昂扬的生命力，既承载“龙马精神”的传统意涵，也表达了我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理解。马的形象经过拉伸与夸张，通过节奏化的线条强化力量与动势，同时与观众产生精神共鸣。九米高的《剧神之柱》，柱身浮雕呈螺旋上升，既如图腾般唤起远古记忆，又象征天地之间的精神轴线，引导观众与自然、历史展开对话。《精神不倒》与《远山呼唤》同样指向人在命运与自然面前的坚毅与独立。作为序章，这部分既具视觉冲击力，也为后续章节奠定了思想与情感基调。